文学生态学研究——基于学术史梳理的讨论
2019-01-21 10:59:00   点击:

   荀利波   
         生态学自获得发展以来,似乎就已经因其对生命本身的关注而担负起了重要而广泛的使命,以至于它在多个学科领域都成为了被参照、借用、嫁接的思想和理论范式,并催生和拓展了新的研究视域。而150余年的“生态学”发展,不只是对于学术研究,更是对人类自身发展已经产生并还将持续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而生态系统科学甚至被称为“终极的科学”。随着人类对自我赖以生存的生态的重视及生态意识的愈发强烈,受启于生态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艺学理论与方法经过40余年的探索也逐渐发展成熟,并成为文学批评研究和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向度。文学生态学研究同样受启于生态学,并借鉴了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思维范式,但不同于生态文学批评和文艺生态学的是,它关注的是文学与其所处环境间的关系,这导致了生态学在文学研究中的再次分离,或许这可以成为生态学在文学研究中一个新的生命增长极,并将“人类生态学时代”1在文学领域更推进了一步。但整体上,文学生态学研究还是一个较为年青的领域,并因其在文学生态要素构成上的模糊态度而常常被视为是对文学社会学、文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克隆,因而,我们有必要在对文学生态学学术史考察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
        生态学最初发轫于人类对自然界中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间相互作用的关注,作为学科形态的“生态学”则是1866年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到20世纪4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导致的自然环境污染,使得生态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并溢过学科边界,扩展到了人类文明的各个角落。文化扩张和现代性反思等全球性问题接踵而至,催逼了生态学在文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旅行。这一背景下,1974年,美国学者约瑟夫·W·米克和克洛伯尔相继在著述中提出文学的生态研究,其中,约瑟夫·W·米克在他的著作《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中提出“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这一术语,使生态学正式被引入到了文学研究领域中。将生态学引入文学研究,类似于列维•斯特劳斯、伊瑟尔将人类学引入文学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埃斯卡皮将社会学方法引入文学的文学社会学研究。美国著名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更是充分肯定了生态学的理论范式意义,他认为:“生态系统科学通常被称作终极的科学,因为它综合了各门科学,甚至于艺术和人文学科……它的智慧比其他科学更深,也是压倒其他科学的,有着普遍的意义。”2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学的生态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获得重视,特别是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冲击,人与自然及其环境的关系问题的关注不断发酵,在国内外形成了生态批评、生态审美、生态文艺学、文学生态学等多种文艺理论和文学研究实践的学术领域。就其总体情况而言,文学的生态学研究在两个向度获得了发展,一个是生态文学研究,即主要包含生态文学批评和生态文艺学;另一个是文学生态研究,即生态学视域下的文学与文学所处环境间关系的研究。这两个向度的研究既有理论的建构,也有文学研究实践。
        生态文学研究在国内外因直接因袭了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观,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过度攫取和破坏而将人与人所生存的环境置于平等位置,在20世纪70、80年代之后获得较快发展,并在文学的生态意识和生态理念的文学审美建构、生态批评方面形成了普遍共识,产生了一大批重要成果。国外的重要著述如弗雷德里克·O·沃格的《教授环境文学》,勒特韦克的《文学中地方的作用》,约翰·埃尔德的《想象地球》,劳伦斯·布伊尔的《重评美国田园作品的意识形态》,彻丽尔·伯吉斯·格罗特菲尔蒂的《走向生态文学批评》,格伦·A·洛夫的《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等,国内的如鲁枢元的《生态批评的空间》、《心中的旷野——关于生态与精神的散记》、《猞猁言说—关于文学、精神、生态的思考》,曾繁仁的《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龙其林的《自然的诗学: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新论》,华海的《当代生态诗歌》和
《生态诗境》,张皓的《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王学谦的《自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
        值得一提的是,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导论》、徐恒醉的《生态美学》、袁鼎生的《生态艺术哲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等论著,推进了中国生态文艺理论的构建,在中国生态文艺思想发展中有重要意义。鲁枢元不仅与很多生态学者一样认可21世纪是“生态学时代”,而且针对P·迪维诺的“精神污染”论提出的“地球精神圈”一说,提出了艺术能够对人的精神进化发挥积极作用以促使人对物欲的超越从而达到缓解人与自然的对立的伟大愿景,这一思想与海德格尔提出的“诗意的栖居”遥相呼应。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批博士研究生也加入到了生态文学的研究阵营之中,如王明丽的《中国现代文学生态主义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张晓琴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张守海的《文学的自然之根——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文学寻根》、张鹏的《大地伦理的诗意呈现——世纪之交的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吴景明的《走向和谐:自然与人的双重变奏——中国生态文学发展论纲》、王静的《人与自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研究》、吴笛的《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中西诗歌自然意象研究》、王军宁的《生态视野中的新时期文学研究》、孙悦的《动物小说——人类的绿色凝思》、刘文良的《生态批评的范畴与方法研究》、韩玉洁的《作家生态位与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生态意识》、韦清琦的《走向一种绿色经典: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等,直接冠以“生态文学”之名,显示出其自然生态主义维度的文学批评主张。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新世纪以来以自然环境恶化为主的生态问题愈发凸显并成为全球性公共问题,自然科学维度的文学生态研究也将随着文学写作对生态的自觉关注而不断获得新的空间和生命力。
        文学生态学相比之下要落寞得多,甚至可以说还处于探索阶段。相比于生态文学研究阵营而言,文学生态研究的阵营要年轻得多,而且更多的是一批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在做着这方面的探索,如余晓明2004年的博士论文《文学生态学研究》、郭万金的博士论文《明诗文学生态研究》、彭玉斌的博士论文《战火硝烟中的文学生态 ——<抗战文艺>研究》、王长顺的博士论文《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研究》、谢铝菁的硕士论文《碰撞·沟通·融合 ——新媒体文化与当代文学生态的嬗变》、罗崇宏的硕士论文《网络传媒时代的文学生态》、封小萃的硕士论文《中国高校校报副刊的非主流文学生态调查研究》、傅宏远的硕士论文《1930年代前期青岛的文学生态——以国立青岛/山东大学为中心(1930-1937)》、陈晓敏的硕士论文《博客:消费文化背景下新的文学生态的整合》、张毓洲的硕士论文《<南山集>案与清代前期桐城文学生态研究》等。当然,也有单篇论文涉及到文学生态学研究,如陈玉兰的《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文学生态学途径》、俞兆平和罗伟文的《“文学生态”的概念提出与内涵界定》、张均的《1950—70年代文学制度与文学生态》、蒋寅的《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邢海燕的《文学生态观与当代土族文学生态研究》、郭万金的《明代文学生态与帝王的诗歌态度》、佘爱春的《桂林文化城与抗战时期文学生态》和《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生产》等。文学生态研究是生态学引入文学研究领域的一次再拓展,受启于生态美学思想中对“生态链”相互关系与效应的认识和埃德加·莫兰“复杂思维范式”影响,所以又并非是对文学文本的自然生态维度的生态审美批评,而是对文学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间关系的研究。
        较早对文学生态的内涵和研究策略做出系统阐述的是陈玉兰,她在2004年发表在《文学评论》的长篇论文《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文学生态学途径》中,在生态学和文学都是以人为最根本出发点的前提下,以生态学对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关系的研究为参照,提出文学生态学是:“从作为人学的文学的作家生物圈出发,以系统网络的观点,全面分析各种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对作家生存状态、精神心态——合言之,即文学主体生态(包括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个体生态、群体生态、生态系统)———的决定性影响,进而研究文学主体生态对文学作品本体生态(即作品形态)的作用机理和作用规律,以及文学家的个体生态、群体生态和生态系统与文学产生、存在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3。在理论和方法上对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地理学等理论和方法有较强包容性和涵盖性,这并不违背文学生态学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提出。陈玉兰在对“新批评”一味从文本分析出发、无视创作本源、排斥任何参照系的批评方法的驳斥中提出:“任何作品都不是无父无母的私生子,它是创作主体在具体的生存状态之下由特定的精神心态酝酿孵化的……来自于特定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向宇宙人生的自然和社会人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索取的生存需要”4,只有将文本解读或主体考察等放入这个系统,才能获得较科学的结论。陈玉兰所提出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生态学研究明确了从文本入手,并在对文本创作动因、创作目的、文本内涵等的追问之中,完成对诗歌创作主体生态、接受主体生态的考察,并特别强调由于个体存在借助“互文本性”为中介,对自我做出调适以适应生态系统,从而影响文学群体和流派的形成,因而,文学生态研究在文学群体和流派研究中的意义更为突出。陈玉兰对文学生态学内涵和研究策略的阐述,在后期的文学生态学研究的理论阐述和批评实践中影响十分深远。彭玉斌在他200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战火硝烟中的文学生态 ——<抗战文艺>研究》中,同样对文学生态研究方法在抗战文学研究中的意义做出了充分肯定,他认为借助文学生态学方法还原文学发生的历史,剖析抗战文学在其生成过程中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间的多维互动关系,便于摆脱固有的单一文本视角局限。他借用生物生态学中的“生态”内涵对文学生态和文学生态环境作出界定,认为文学生态:“是指文学在一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文化心理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状态”5,而文学生态环境“则是指文学生存和发展赖以实现的文学场域内外环境的总称,它是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心理环境三大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自古以来,任何文学生产都是在一定的文学生态环境中进行的”6。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心理环境的不可预见性,所以文学生态环境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是结构复杂、内容丰富的庞大社会系统,因而使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心理环境等文学生态环境的主要构成要素间又是相互渗透和交织,但在具体环节和具体方面,他们所能发挥作用和施加影响的程度大小、深浅上存在着差异。
        俞兆平、罗伟文在2008年撰写的《“文学生态”的概念提出与内涵界定》中,特别强调文学生态的系统,也就是“相互制衡、衍生循环的‘文学生态链’”7,主张从生态链、生态系统的角度考察文学现象。他们将文学看做一个生态系统,认为文学生态学就是“从相互制衡、衍生循环的‘文学生态链’的角度,来考察与判断文学作品、文学史、文学理论,以及作家生存与创作、读者接受与批评等的一种理论体系”8。他们还特别强调:“如果说时代背景、生存环境是整体的面(背景、环境)与个体的点(作家个体)的关系;那么‘文学生态’所关注,则是如网络中多个节点与节点之间的循环往复、相互制衡的系统”9,应该将文学生态从政治、经济、文化、人性等方面进行划分。他们对文学生态链和系统的提法较为恰当,并贴合了“生态”的本来特征,但他们所提出的多个节点与多个节点的循环往复、相互制衡将文学生态复杂化的同时,仅仅立于社会结构层提出影响文学的几个主要因素,却并未能对如何进入和解读这个文学的“网”状生态状态提出办法,将文学生态研究的实践路径又还原为社会历史背景解读。
        郭万金200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明诗文学生态研究》则以与明诗关系密切的政治经济、思想学术、社会化、士民心态、生活观念等环节为构架,依据史料,以大文学观、大历史观、大文化观构拟和还原了明诗嬗变的历史情态。该文虽未从理论上构建明诗的生态结构,但他从外部环境进入对明诗生命存在、精神内涵和文化意义的开掘与诠释,以详尽的笔墨绘制了明诗发展的生态图谱,对文学生态学的理论构建和具体研究都有重要启示意义。其后,刘毓庆、郭万金在2008年发表的《科学主义思潮下文学的无奈与诉求——近百年古代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之反思》一文中结合古典文学研究对文学研究中唯物论、进化论、遗产论等科学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认为文学不是“科学”,也并非单纯的“古典文学知识”,科学主义导致了文学研究的“机械形态”,抹杀了“文学鲜活的生命激情”,认为文学是“活的”。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文学的文学生态研究,并阐明了文学生态和文学生态研究的内涵,其中,文学生态是“在认定文学为一种生命现象的前提下,对其所作的环境观照。……是对一种特殊生命的产生及其意义的关切”10,而文学生态研究“是将文学当作一种生命体,以一种有机融合的宏观视角,通过对有可能影响这一生命体生存、变化的诸多因素的考察,还原、构勒文学的原生体,即此以观察、反思文学的演变轨迹、整体风貌,诊释、开掘深藏其后的生命存在、时代精神、文化底蕴”11。如果说郭万金2007年完成并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明诗文学生态研究》是在明诗研究中对这一路径所作的探索与研究实践,那么,反观之,《科学主义思潮下文学的无奈与诉求——近百年古代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之反思》对文学生态研究的阐述,更像是一次艰难跋涉后的总结,某种程度上,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王长顺在他201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研究》中从生态、生态学、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等概念的梳理进入到对文学生态内涵的界定,即“文学生态就是把生物学中‘生态’范畴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将文学自身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都看作一个生态系统,从而探究文学在产生、发展,擅变过程中其内部诸要素(本体与主体、理论与实践)与外部环境(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的规律,并进一步认识各种环境如何对文学产生积极影响和负面制约”12,他认为文学与文学所处的外界环境间进行符号交换的同时,也与其所处环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之间发生着关系,而这种关系会对文学发展产生的积极的或负面的影响。王长顺基于内涵的梳理,对文学生态的构成做了整理,并进而在否定文学的社会环境研究与文学的社会背景研究相同、文学的生态链研究偏重于文学本体研究、文学的生态圈研究接近于文学生态环境研究后,认为文学生态研究应关注对文学的政治生态、文化生态、意识形态生态研究。综合陈玉兰、彭玉斌、俞兆平、罗伟文等人的观点来看,这一思路有值得商榷之处。文学并非能够包打天下,但究竟从什么样的角度切入,能够较好的反映文学自身发展的独特状态,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并不能孤立的独自存在,也不能孤立的在文本中显现,相反的是,任何一种文本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学生态学是文学研究中对生态学思维,甚至是理论、方法的习得和借鉴,文学的生态链、生态圈的构想在某种程度上笔者恰恰认为有其合理之处。
        还有一些其他成果中也或多或少对文学生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做过讨论,具体篇目前文有所提及,此处不再赘述。但正如俞兆平、罗伟文2008年在《“文学生态”的概念提出与内涵界定》一文中所指出的,目前的文学生态研究产生了一种明显趋势,即“把‘文学生态’理解为时代背景、时代氛围、历史语境,或作家的生存环境”13,这样不仅导致概念的重叠,而且将文学生态复归为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化细节研究,而尚未完成文学生态体系的构建。与这些理论上的检讨几乎同步在进行着的研究实践中,也显示出了这一理论构建中的跋涉路径,彭玉斌的《战火硝烟中的文学生态 ——<抗战文艺>研究》、王长顺的《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研究》等成果似乎已经意识到了文学生态内部研究会导致的局限,甚至是陷入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窠臼,所以他们在研究中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都糅合进研究整体构架中。但值得一提的是,余晓明2011年出版的《文学研究的生态学隐喻:文学与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及其他》与俞兆平、罗伟文观点有一定承续性,该著对文学生态学理论的阐述中承继生态学的系统性和文学作为一个“类生命”个体的观念,延展了对文学的有机性、关系性和整体性认识,借鉴和吸收了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思维范式”思想,认为文学生态学是文学的生态学隐喻,是“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观察、研究和解释文学以及文学与‘文学的环境’之间的关系”14,不应该只是传统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简单整合,因为内部研究会导致研究实践偏向于形式化,外部研究则会产生决定论倾向而导致将文学归结为政治、经济等某个外部因素的变化。为此,余晓明提出文学生态学研究应该像生态学所强调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渗透那样,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贯通起来,使文学研究构成有机的整体。基于这一构想,余晓明阐述了文学与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法律、地缘的回环或错综的复杂的网状关系。可以说,《文学研究的生态学隐喻:文学与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及其他》是一次真正意义上对文学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系统性建构与阐释,但必须指出的是,作为理论的建构与阐释,作者期待的是产生普适性的理论范式意义,某种程度上反而导致了它在一定程度上的复杂化。
        综而言之,文学生态学作为对文学与文学所处环境间的关系的研究,并且在这个关系网络中,将文学看做一个生命个体,这已经成为十余年来文学生态学在理论和研究实践中不断阐述和建构的基点。但正如前文所说,文学生态学研究刚刚起步,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新的理论视野,虽已经在一批青年研究群体中引起了共识,并对拓展文学研究空间产生了重要意义。但是,文学生态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建构,仍然还亟待新的拓展,例如,文学生态学研究在涵盖文学社会学、文学地理学及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等理论与方法的同时,如何更鲜明的显现自身在文学研究中的新的开掘;文学生态学在理论话语的体系建构上,如何形成较为一致的话语表述形式;文学生态学研究方法上,如何搭建一个更具备实践操作可能的方法体系等。在笔者看来,其中一个尤为急迫的问题是文学生态从自然、社会到文学自身的诸多构成因素,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呈现出来,各自在这一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如何形成相互间的关联和作用,这成为制约文学生态学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这或许也是文学生态学研究确立自身与其他学科领域相区别、使文学生态学之所以为文学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文学生态学学术发展整体情况来看,文学生态学研究的核心思想在于将文学看作一个生命体,对文学与文学所处的环境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了学术界对文学生态研究的基本共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它和周围外部自然界的不断新陈代谢。”而这种新陈代谢的发生,就在于它所处的环境与它所发生的关系,从而导致对它产生作用、带来影响。那么,构成文学生态环境的要素是什么?这种文学生态的环境又该以何种方式呈现,才能使其与文学社会学、文学地理学等的研究
有所区别并显现出自身作为一种新的学科和研究领域所具有的独特性?这仍然是文学生态学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
        余晓明在《文学研究的生态学隐喻:文学与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及其他》中为了形象的区分文学生态学与几个相关领域的差异,曾做过这样一个图式:
        生态学:有机体——环境关系
        深层生态学:人(主体)——自然环境关系
        生态美学:人(主体)——自然+社会环境审美关系
        生态批评:人(主体)——自然环境主体关系
        文学生态学:文学——文学环境的隐喻关系15
        也就是说,在文学生态学中,所研究的是文学与文学环境间的隐喻关系。他在这里并未使用生态学、生态批评等中所使用的自然环境,显然在他看来,文学环境并不同于自然环境,而是一种“精神圈”,这一提法也与鲁枢元1996年发表的《文学艺术与生态学时代——兼谈“地球精神圈”》中的“地球精神圈”一说有一定承续。而余晓明在具体阐述文学与其生态环境的关系时,主要选取的对象是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法律、地缘,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他对构成文学生态的文学的环境因素的基本限定。与他相类似的还有郭万金、王长顺等人,他们也基本从相同或相近的领域确定构成文学生态的文学的环境构成要素。但陈玉兰、彭玉斌则与他们有一定差异,他们主要把自然、社会、文化三大范畴作为文学生态的环境构成。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甚至宗教、教育、法律、意识形态等,固然都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就文学生态环境构成来讲,我们忽略了他们之间的涵盖与被涵盖关系,将文学生态环境过于复杂化。例如,就社会来讲,它的构成因素本身就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政治、经济、文化是构成社会整体的因素,也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局部的显现,是涵盖与被涵盖的逻辑关系。所以,就纷繁芜杂的人类生存的环境来看,我们并不能把它放在一个平台之中,忽略整体与个体、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而要综合的从相互间的组合与连接,来构建作为文学所身处的文学生态环境,并将其以系统的结构呈现出来,这或许也是文学生态学研究的一个主要任务。
        文学生态学研究发展至今,虽然多有人提到文学生态系统,但大多只是零散的构成要素的列举,并未注重对生态系统结构的探讨和呈现。生态学认为:“生态系统(ecosystem)就是在一定空间中共同栖居着的所有生物(即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由于不断地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而形成的统一整体”16,而生态系统生态学又进一步强调:“结构是生态系统内各要素相互联系、作用的方式,是系统的基础。”17而事实上,作为生态学启示下的文学研究,我们要确立该研究的学科独立属性,就必须建立文学生态的系统结构。陈玉兰、俞兆平、罗伟文等人的论述中也提到文学的“生态系统”,其中,陈玉兰将文学生态系统看作是以文学活动为中心、围绕创作主体、作品本体、接受主体这些互相关联的因素作用所形成的一个整体,将文学的生态学研究回归到了文学本身,这也是本文考察文学生态的一个重要视角;余晓明对文学与其环境间回环与错综的关系从结构性隐喻的角度做了复杂的阐述,并绘制了以一种概念结构构建另一种结构概念的结构隐喻图式。他虽然十分强调文学与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的回环与错综关系,但忽视它们之间存在的涵盖于被涵盖关系,在强调社会因素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并将文学置于与政治、宗教、经济等的同一结构平面的同时,却淡化了文学在文学的生态环境中的主体性位置。文学生态系统是文学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构成的结构整体,主要包含了人类生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处于不同层级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生态要素。不仅包含“精神圈”,也包含物质的自然环境。“精神圈”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总和,也就是综合的显现和构成了与自然环境相对的人类社会。在文学生态学研究中,自然、社会并不直接的对文学生成作用和影响,所以,在文学生态系统结构中,我们同样面临对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要素的择选。生态学在文学中之所以走向歧路,对于要素选择的差异也是其主要原因之一。生态文学批评和生态文艺学将自然作为其批判的旨归,强调文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揭露、批判与反思;而文学生态学则侧重强调文学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突出对文学与其所处环境间关系的研究,导致了生态学在文学研究中走向两个不同发展向度。自然环境与社会不是矛盾的两极,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文学生态研究中,自然环境并非与文学生态没有关系,而是作为文学的地理空间的规定性存在,这一点与文学地理学相似。空间的转移,必然导致文学生态的变化和新的文学生态的形成。
        文学的自然环境生态和文学的社会生态,是文学在时空上加以区分的重要参考依据,例如中世纪欧洲文学、古希腊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的命名和范畴的界定,其中就依赖了文学的自然环境生态和文学的社会生态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文学的自然环境生态和文学的社会生态成为了对文学自身整体形态的规定与描述,因而,我们把它看做是文学生态系统中的整体层。整体作为部分要素的综合,文学也只是这个整体中微小的一个部分。作为文学生态的整体层,也只是一个相对的而并非固定不变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它因我们所研究和考察的对象决定我们所要考察的与文学相关的自然与社会范围的大小、疏密。可以说,作为“关系的总和”的社会,包罗万象,是多个领域构成的整体,而这些领域之中又包含多重要素,显现为不同的层级,具体体现为纵向垂直的包含关系和横向并列的平行关系。在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层之下,政治、经济、文化等是社会的基础领域,既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对社会独特特征的显现。它们直接或间接的、或多或少的与文学间发生联系,相互间发生作用、产生影响。因而,政治、经济、文化等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构成了文学生态的社会层,显现为文学所身处的特定时代特征,同时,它们相互间又构成平行并列的关系,相互影响和作用。在文学生态的社会层中,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音乐、绘画、舞台表演等共同成为文化的构成要素,它们有自身独特的范围、显现方式和社会功能,因而,文学、音乐、绘画、舞台表演等共同又构成了文化垂直层。同时,音乐、绘画、表演等是与文学处于同一层级的平行并列关系,相互影响和作用。文学作为文学生态学研究的主体对象,虽然在整个系统中,它只是庞大的系统中一个环节,但它自身同样有着复杂的结构。就当下较为普遍的观点而言,我们通常还将文学按照文体来进行区分,不同的文体在不同时代、不同空间范围,也会因受它的生态环境的影响,或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而,文学的垂直层级还应该包含了不同的文体,如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戏剧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生态的主体层,相互间形成平行关系相互作用和影响。
        文学的生态环境并非一个模糊、不可知的对象,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类社会的多种要素的组合,我们不应该回避这样的事实,而在文学生态研究中将文学的生态环境当作历史文化背景的杂糅,更不能机械照搬文学生态系统的结构对文学现象作生硬的解读。由于文学与文学所处的环境间的关系在整个系统中存在垂直和平行的关系,所以,文学与文学所处环境间关系的发生既会在不同层级中发生垂直的关系,也会在平行的结构中形成相互的影响;处在生态系统中的要素并不会均衡的作用于文学,它会因整体生态的发展状态而在一定的层面发生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些要素在有的时期会占据主要位置,而在另一时期则有可能是别的要素占据主要位置等。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中,这种关系体现得尤为明显,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我们将文学看做一个生命个体它本身的复
杂性,但也给我们进行文学生态研究带来很大的困扰。一方面,从外部进入,对文学所处的整体环境及其自身在这一环境中的状态作出描述,这显然是可以的,甚至也是必要的,便于我们形成一个对文学及其存在状态的整体感。但是在另一方面,就文学与文学所处的生态环境间的关系研究来说,从外部进入显然困难重重,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的主要领域,以及音乐、绘画、表演艺术等文学的平行结构层,都或多或少与文学发生着一定的关系,但又不是单一的关系,从任何角度进入,都必然导致对文学自身与其生态环境间的割裂。
        陈玉兰在《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文学生态学途径》一文中指出:文学生态学的核心是要把文学的存在方式看成一个生态系统,而这个生态系统“是以文学活动为中心,让创作主体、作品本体、接受主体这些互相关联的因素,按逻辑序列做出动态组合的一个整体”18,也就是说,文学是处在一定生态系统中的文学活动的结果的显现,而这个结果其实具体就体现在了创作主体、作品本体和接受主体上,而陈玉兰在文中也从创作主体、作品本体、接受主体等角度作了文学生态的具体分析。这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创作主体、作品本体、传播载体、接受主体是文学活动的四要素,文学是这些要素的总和。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文学生态系统是文学独特性生成和显现的重要前提,但只有通过对文学为主体,以文学创作主体、接受主体、作品本体、流派等的文学生态考察,才能使文学生态系统得以完整呈现。
        结 语
        事实上,文学生态学更应当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带着生命的温度,而并非解构或是建构对象的技术。在对文学生态的具体研究中,不能将文学对象套入文学生态系统做机械的批判,而是应该将文学放置和还原到它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分析文学之所以呈现这一状态的文学生态。文学是创作主体、作品本体及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在文学活动中的总和,同时,构成文学这个总和的创作主体、作品本体及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这些部分之间又相互连接,他们既可以独立的成为我们探寻这一时期文学活动中的文学生态的重要路径,也可以整体的构拟作为文学活动的整体生态。作为文学的生态系统,是在自然与社会的整体生态环境中对与文学活动紧密相关的要素的选择下进行的建构,也就是说,文学生态系统的构成本身只是与文学的发生、发展相关的要素的集合体,是以多种要素构成的“生态圈”结构上的系统,并非如“食物链”般的存在。文学必然使存在于一定的生态环境之中,并将其与这一生态环境间的独特关系在文学活动中显现出来,因此,以创作主体、作品本体及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等文学活动的主要内容为切入口进行的文学生态研究,既要注重外部环境的整体描述,同时也要抓住对呈现文学生态最为关键的文学生态系统要素,才能在复杂系统中显现文学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本真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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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8 陈玉兰《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文学生态学途径》[J],《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第116页,第117页,第116页。
        5、6 彭玉斌《战火硝烟中的文学生态 ——<抗战文艺>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6年,第4~5页,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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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 余晓明《文学研究的生态学隐喻:文学与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及其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第2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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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 :曲靖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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