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铜政与皇朝中央的财政思想探析
2018-02-26 15:11:12   点击:

                                                              作者:刘黎
     【摘要滇铜开发是有清一代的重要国策。从滇铜开发中,可以窥见农耕文明下由于国家制度和文化思想的僵化,导致“乡-土-人”结构缺乏调适弹力而不能自我调节,逐渐呈现为一种静止状态。本文基于对清代云南铜政的研究分析,在“乡土中国”的视野下对清代皇朝中央的财政思想进行解读,指出其财政思想的实质端在于维持农耕社会的最低需求,滇铜开发的经济利润成为田赋的变相补充。
     【关键词清代 云南铜政 道德与利益 财政思想
 
      云南铜矿开发的兴衰历程与清代的国势兴衰大致呈现成一条等振幅曲线图像。对清代皇朝中央云南铜政的分析,可以窥见其整个财政思想的出发点,以及最终的结局。财政思想是一个社会道德与利益深层次观念的体现,从云南铜政的分析研究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转型所遇到的诸多症结问题,实际已经牵涉到整个国家行政体制、施政观念乃至文化意识形态的变革问题,对儒家文明塑造的早熟型帝国而言,这将是一场漫长的社会革命。
      一、矿禁、放本收铜与厂欠的形成
      清代建国之初,华北地区基本趋于稳定,但在南方明廷诸股力量尚在顽强抵抗,为集中力量平定反对力量,考虑到局势的微妙关系,矿业开发需要集中庞大的劳动力,稍有不甚,则可能导致矿民聚众叛乱,因此实行矿禁。其中,只顺治元年和二年在山东长清、招远等地开银矿,以资军饷,规模不大,顺治九年即行关闭。康熙十八年,清廷第一次出现“铜荒”,当年即行出台《钱法十二条》,矿禁政策有所松动。康熙二十年,平定吴三桂叛乱,国家进入承平时期。第二年,平叛有功的蔡毓荣出任云贵总督,上《筹滇理财疏》,“……矿既集,矿税自盈,且予此辈以逐利之途,而渐息其非为之念,是以理财而兼弭盗之一法也。”[1]建议大力开发云南铜矿,以医治战争创伤及解决驻滇军队的军饷等问题,康熙帝批准了蔡毓荣的奏请。但当年湖广土司奏请开铜矿却被严厉驳回。康熙二十二年,“海禁”开放,大量日本铜进入中国,基本保证了国内铸币的需求,康熙帝再次转而在国内实行矿禁。康熙四十三年,江西巡抚奏请铜铅矿的开采被驳回,“据护理江西巡抚印务赣南道副使徐欐疏称:商民萧宗章等具呈开采南源山等处铅锡,俟秋成岁稔举行,并将承查迟延署赣南府事本府同知胡宣等相应指参等因。本部议复。奉旨:闻开矿事情,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俱着不准行。胡宣等免处分。钦此。相应通行直隶各省督抚知照可也”。[2]陕西道监察御史景日昣上《禁开矿疏》,“……近闻聚散,明来暗去,党羽不下十余万,以狡黠之徒,倚负隅之视势,窃劫奸淫,无所不有,有司过问,便云阻挠;虽潮镇重兵可资弹压,然海疆重地,营制各有专汛,徒众兵寡,岂能到处防闲,种种俱多未便,……酌议停止。……使无赖奸徒知有法纪,则地方惩多事之人,即地方享无事之福。”[3]康熙五十二年,下六部九卿廷议,讨论结果为“除云南督抚雇本地人开矿,及商人王纲明等于湖广、山西地方各雇本地人开矿,他省所有之矿,向未经开采者仍严行禁止,其本地穷民现在开采者姑免禁止,地方官查明姓名记册,听其自开。若别省之人往开,及本处殷实之民有霸占者,即行重处。”[4]康熙五十四年,日本限制铜出口数量,清廷再次陷入“铜荒”。终康熙一朝,清廷的铸币需求矛盾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但在此期间,云南铜矿开发一直处于“矿禁”的例外,仍在缓慢发展,这显然是出于特殊地域和特殊政治考虑,而不是着眼于根本和全局的经济诉求,当然地方奏请开矿也不是首要的经济发展需求。从康熙五十二年六部九卿根据皇帝旨意的廷议中可看出,强调开矿为“本地人”“穷民”,而“外地人”“殷实之民”则被严厉禁止,这充分反映了康熙帝一则防止“外地人”开矿导致流民涌动而无法控制的心态与担忧,二则即是“均平”思想,让“穷民”开矿以糊口度日,但仍要“地方官查明姓名记册”。这都表明了对于矿产开发,皇朝中央根本首要的出发点是政治稳定的考虑,即使是“铜荒”,也是采取权宜之计以应对。
      雍正帝即位初期延续了其父康熙帝的“矿禁”政策。雍正五年,雍正帝在湖南奏请开矿一事上批注:“开采一事,目前不无小利,人聚众多,为害甚钜。……岂不闻有一利必有一害,要当权其利与害之轻重大小而行之耳。”[5]从这个上谕批示中可看出雍正帝对“矿禁”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因为随着铸币材料日益供应紧张,收购民间铜器、进口日本铜等无法满足,银钱比价浮动兑换率愈发的变大,日益牵扯到整个国家经济稳定。此前,雍正四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奏报,“查东川矿厂颇多,前川省未开,亦以米粮艰难之故。现在汤丹一厂,臣已采试,矿苗甚旺。就目前核算,岁课将及万金。此外如革树等厂凡十余处,待米粮足用,通行开采,虽或衰胜不一,皆不无小补。”[6]后雍正帝在趋利避害的权衡考虑下,有选择的批准了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等地的矿产开发。云南铜矿逐渐进入国家战略层面,开始得到大规模的发展。鄂尔泰试探性的向雍正帝建议希望能保证米粮供给而扩大开矿生产。后鄂尔泰又奏报:“……查新归属滇省之东川府有汤丹、普毛二厂出铜颇旺,川省旧曾开采,臣经委知府黄士杰管理,并发银接济。……”[7]“……铜多本少,收买不敷,厂客如有积铜。薪米即难接济,若不早为筹划,临时更费周章。相应显祈圣恩,俯准于盐务赢余银内,酌借五六万两,发价收铜,卖价还项,一转移间,似于厂务大有裨益。……”[8]鄂尔泰奏请雍正帝同意借用盐税赢余银开发云南铜矿,得到允准,云南铜矿开发得到了快速发展。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也是清代小农经济社会导致的必然客观结果,政府既不允许民间商人开矿致富,民间商人亦无力独自承担。“……查雍正五年六月,云南总督鄂尔泰以滇省铜矿增盛,请将办获铜斤,除供本省鼓铸外,其余运赴镇江、汉口,以备江苏、两湖承办铜斤之数。臣部覆准行,令江苏、湖南、湖北各抚,即于雍正六年为始,收买滇铜解部,奉旨依行。……”[9]云南铜矿开始进行面向全国的供应。
云南铜矿得到大力开发的过程,同时也是皇朝中央 “放本收铜“政策逐渐酝酿并确立的发展过程。康熙四十四年,“总督贝和诺题定,按丁抽纳税铜,每年变价,将课息银报部。复请于额例抽纳外,预发工本,收买余铜,各铜厂每斤价银三四分内,以至五六分不等,发运省城设立官铜店,卖给官商,以供给各省承办京局额铜之用,每百斤定价九两二钱,除归还铜本及由厂运省日脚费等项外,所获余息数归充公用。”[10]因为康熙帝的徘徊不决,终其一朝,仍囿于小范围内实施。雍正五年,鄂尔泰奏请以盐税接济铜矿开发得到允准,“放本收铜”之举进入滥觞。乾隆三年,张允随奏请“查汤丹等厂每年约办铜七八百万斤,所需工本、厂费等项,不下五六十万两;又每年应解司库余息银二十万两。应请每年预拨一百万两解贮司库,除按年支销外,如有利余,照升任督臣尹继善题定额例,即归余息项下充公;如再有余利,截作下年工本、脚价,每年于铜务并运铜案内据实报销。”[11]此后,云南铜矿开发“岁发铜本银百万两,四五年间,岁出六、七百万斤或八九百万斤,最多乃至千二、三百万。户、工两局,暨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九路,岁需九百余万,悉取给焉。”[12]至此,“放本收铜”的官治铜政制度基本形成。
      在这种制度下,“采铜、铸铁、运铜、均有官为之治理,不过有专任、兼职之不同耳。云南三十余铜厂中,由州县官经管者,该管道员督之;而以督抚藩司主持,自上以总其成。经管之府厅州县,若因职务繁剧不能兼顾者,则委专员驻厂专理之。但此指局铜之部分而言也。其后厂务扩大,铜政增加,除局铜外,采铜之部,则各路有委员专司。采买京铜之部,则有专员承运。其运铜所经各省,尚有各该地放官员分负其责,直至通州卸载而止。”[13]生产、运送等各项环节都在朝廷的管制下进行,为保证“放本收铜”下产量的如期完成,“各厂年办额铜,即照奏定统限一年之例,划分十股。核计多办、少办、分数,分别议余又议处。”“如于月额之外,多获铜斤,至一分以上者,记录一次。二分以上者,记录二次。三分以上者,记录三次。四分以上者,加一级。五分以上者,加二级。遇有数多者,以次递加,加至七级为止。经管厂员与该管道府,均照此一律议叙,但不准抵别案降罚。又短铜降罚之案,如有钱粮、运功加级,方准抵消。又总理藩司及统辖巡抚,系按通省各厂额数核计。”[14]清廷对办铜官员进行严格的成绩考核,奖惩分明。乾隆五十二年,“禄劝知县檀萃管理铜厂,亏缺铜斤一万五千余斤,……除交部分分别议处严议外,所有此项亏缺铜斤,如该参员不能赔,即著该管之督抚分赔一分,两司道府等分赔一分归款。”[15]知县办铜不力,连同道府乃至封疆大吏的督抚都一并牵扯同负责任。
      “放本收铜”从主观思维出发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要求“放本”与“收铜”之间达到一个对等的要求,而忽略了客观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本身的发展变化,产生了“厂欠”问题,“运户多出彝倮倮,或出行野宿,中道被窃;或马牛病毙,弃铜而走;或奸民盗卖,无可追偿。又硐民皆五方无业之人,领本到手,往往私费,无力开采;亦有开硐无成,虚费工本;更或采铜即有,而偷卖私销;贫乏逃亡,悬项累累,名日厂欠,由此观之,自有官厂,即有厂欠,非一日矣。” [16]这个问题即使是在铜矿产量鼎盛的乾隆朝也屡次发生,皇帝多次谕令豁免“厂欠”额度,到嘉庆朝几乎每年都豁免一次,这一定程度上有矿山开矿日久的自然因素,但二者并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这是“放本收铜”的客观经济必然结果——“厂欠”。“……内有乾隆四十二年清查案内勒追油米炭觔无着银两二万一百八十四两零。又乾隆四十八年清查案内,各厂流抵采买油米炭斛觔无着银四万九千七百四十三两零;又乾隆五十四年清查案内,删除不准开报厂欠银十四万三千二百六十六两零;又乾隆五十九年清查案内,新发工本未入欠数者,除扣收外,尚有无着银六万两零;以上旧欠工银二十七万三千一百九十四两零。自乾隆六十年起至嘉庆五年底止,各厂民积欠工本银实止十六万二千十四两零,内有银五万五百六十一两零;无着银十一万一千四百五十三两零;合计新旧厂欠共银四十三万五千二百九两零。……”[17]“厂欠”的背后和实质是皇朝中央政治威权的理想,最大的特征即是忽略技术的需求,一味地自上往下进行政治命令,殊不知开矿的最大和首要问题乃是技术问题,怎样开采,能开采多少,主观的政治任务命令不能完成这一系列的程式。而在这一点上,皇朝中央从皇帝到官员都把这个重要问题抛开了,从道德和礼仪的角度进行施政行事,“厂欠”过多,皇朝中央就下诏豁免,这是来自皇帝对臣民的恩典,而不是具体技术因素考虑的结果。“放本收铜”—“厂欠”本身就是一个缺乏技术因素考虑的矛盾体,皇朝中央数次下诏豁免“厂欠”税银,都没有注意到问题本身的关键和实质。
      二、云南铜矿开发的管理和实质
      从“矿禁”到有选择的开放一定地域的采矿事业,这个过程中实际包涵了清代皇朝中央改土归流、平抑银钱比价以及开边禁内等因素,而这些因素无一例外首要都是政治上的考虑。清代云南铜矿开发与平定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及改土归流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延续和重合的,同时这也显现了开边禁内的思想。这其中不能证明几者之间存在必然关系,但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角度看,这全部的出发点仍是着眼于保持王朝政治统治的稳定,人口不断膨胀,社会总需求不断扩大,以至发生数次全国性的“铜荒”,已危经及到了最低层次的农耕社会所需要的货币需求,所以才被迫大规模开采铜矿。因为在皇朝中央官僚的思想中一直存在这样一个画面,开矿会聚集众多的流民前往,这样很容易出现叛乱,在帝官僚的心目中,农民们安分守己待在自己的土地上是最好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反复的静止是最好的社会状态。因为皇朝政府的行政管理对“流民”管理无能为力。云南铜矿的开发发生在平定吴三桂叛乱及改土归流之际,并且实行严格的管治铜政——“放本收铜”政策,这一切实际的出发点都是皇朝中央的政治稳定,而非出于发展全国经济的需要,企图严厉地把民众囿于一种静止状态。康熙朝早期对矿产开采中,都严厉禁止“外省人”“殷实之家”染指。虽后来被客观所打破,云南铜矿开发涌入了大量的外省籍矿民,但对其管理仍然严格,“凡厂之道,阙有厂主,听其治,平其争,敛金而入于金府,府一人掌铜之出入,吏一人掌官书以治,凡胥二人,学偦伺之事,游徼其不法者,巡其漏逸者,举其货,罚其人。以七长治厂事:一日客长,掌宾客之事;二日课长,掌课税之事;三日炉头,掌炉火之事;四日锅头,掌役食之事。五日镶头,掌镶架子之事。六日硐长,掌偦硐之事;七日炭长,掌薪炭之事。厂徒无数,其渠日锤手,其椎日尖子,负土石日背荒,其名日砂丁,皆听治于锅头。”[18]从中可看出,皇朝政府主办的铜矿中,一切由其管理。这种管理的出发点首要的是保证矿工不行不法之事,其次才是经济生产。从清代云南铜矿开发的经历看,动机上,皇朝政府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下层民间经济自然发展、人口剧增,致使社会发生“铜荒”,政府额定的银钱比价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已经偏离轨道幅度过大,乃至影响到全国的经济稳定状态,其最终结果乃是威胁皇朝政府政治一统的稳定。在经历数次铜荒,在采取他法无果的情况下,而允准开采铜矿,并且是有选择地进行,总体思想是开边禁内。云南铜矿开发的发展历程,其基本轨迹是平定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改土归流,皇朝中央有足够军事、政治力量控制地区稳定,皇帝方才批准其地方大员主持开矿。这种行为所表现的思想出发点是政治层面。
      这个思想的延续在云南铜矿大规模开发后,而皇朝中央政府对银钱比价的调控仍然乏力,二者不能较为稳定的维持在一定兑换比率范畴内,或是银贱钱贵,或是银贵钱贱。这是因为皇朝中央对开铜矿的最终目的不在于稳定货币供应,使得社会银钱比价的兑换比率合理而稳定,而是为了获得铜息和铸钱利润。清廷在云南铜矿开发中,实行“放本收铜”的官治铜政制度,政府预先发放工本银,压低铜价收购,从康熙四十四年到乾隆十二年,滇铜的价格基本维持在每百斤九两二钱至十一两之间,而同时期洋铜的价格(主要是日本铜)的价格却在十两至十九两之间,而国内其他地区的铜价在六两五钱至十五两。[19]乾隆二十七年, “奏准余铜百斤加给银四钱六分五厘,连原价每百斤共给银七两四钱五分二厘。”乾隆三十八年,“奏准每百斤给厂民通商铜十斤,照前抽收课铜及公廉捐耗,官买余铜七十五斤十四两,每百斤给银八两一钱五分一厘。”乾隆三十九年,“停止加价,每余铜百斤照旧给银七两四钱五分二厘。”[20]清廷皇朝中央政府极力压低云南铜的统购价格,然后加价批发给各省铸钱局,这其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价格剪刀差,据王德泰教授研究分析,乾隆五年,云南官铜店收买税后余铜用银449157.142两,批发矿铜给各钱局收银697434.157两,除去厂费、厂欠、矿铜运抵官铜店脚费、人工炭火及全年额课银(税铜变价后扣收)每项共银79323.947两,实际获“铜息”168953.068两。[21]其次还有“铸息”,即清廷皇朝政府以云南铜矿作为铸币原料而获得的利润。“各钱局在使用滇铜铸钱后,扭转了康熙朝以来铸钱严重亏损的被动局面,大部分钱局获得较高‘铸息’。铸息最高的是云南各钱局,其次是贵州广西钱局……铸息等普遍高达50%以上。……宝广局……25%左右。……湖北宝安局……也高达25%。……中央宝泉宝源二局……估算约为16%。”[21]但即使是在乾隆时期,云南铜矿产量丰盛,中央和各省钱局铸钱也日益增加,但铜钱价格也仍然居高不下,因为此时市场上自由流通的铜价高昂,这样皇朝中央就能以此而获得大量“铸息”,其根源在于极力压低云南铜的价格。这样的经济现象说明了清廷用超经济强制手段获取巨额利润,弥补僵化的官僚体制下的各种开支。清廷皇朝中央政府自康熙五十二年起,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此后雍正朝又实行“摊丁入亩”,使得田赋收入固定,而皇朝中央政府各项支出却又是不断变化的,政府又另行额外附加各种非常规收入,以兹填补支出,明清两朝,官员俸禄极低,为遏制各地官员的贪墨风气,其后出台按照各级官员级别发放养廉银,还有全国各处的灾害、兵饷等,如此,云南铜矿开发的垄断形成的“铜息”和“铸息”可以弥补一部分这样的缺额,实际变相成为了一种变相的田赋收入,所以费孝通先生说中国古代的经济实质是一种“农工混合经济”。
      纵观整个云南铜矿开发中,清廷皇朝中央没有设立专门机构及人员对铜矿开发进行经济模式的管理,如开采、运输等环节事宜,都是以所在地地方官兼任。就清代政府而言,基本属于“小政府”的安排,一县之管理者,只该县知县、县丞、主薄、典史等寥寥数人,就算是全国官员也仅仅2万余人,管理上万人之县乃至全国千万人,已经捉襟见肘,所以无法用技术方式展开,只得从上层用道德和礼仪架于大帝国之上,用于约束全国民众。铜矿开发首要的乃是一种技术和经济因素的结合,对于当日之官僚行政体系已是难为之事,就言及运铜一项任务,“乾隆四年至咸丰元年336位滇铜运员之中,出任运员频率最高的前六位州县官员分别是:罗次县8次、太和县8次、习峨县7次、寻甸州6次、宁州6次、会泽县6次。”[22]滇铜京运时间平均需要2年才能完成,这些州县主政官员的离开,对管理州县事物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乾隆四十八年,(户部奏—笔者加)“云贵办运铜铅,需员实多,两省额设州县,不敷差委。查现行川运例,捐纳知县不准分发,然当此需人之际,当稍为变通,请将捐纳知县准其加捐,分发云贵二省,委运铜铅。如运完无误,遇有该省应归月选知县,无论何项出缺,但准题补,不必拘定年限,并免其试暑,至试俸仍照旧例。”[23]这种权宜之计的办法此后作为成例执行,这些捐纳的官员造成了官员素质的低下,对地方政务及铜矿管理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云南铜矿的大规模开发,丰盛时年产八九百万斤至千二三百万斤,又要从西南边陲长途运输到帝国的京师,竟然缺乏一个统筹全局的中央专门机构,由各地方政府分别协助处理,。这其中诸多技术问题被掩盖,其中贪墨盛行,乾隆十六年云南巡抚爱必达奏,“……各铜厂中,惟汤丹、大水、碌碌三处最为旺盛,向系管理铜务粮储道澡省遥制,仅委杂职一员,同该道幕友家人赴厂经理,以致诸弊丛生,厂欠累累。……今以岁需数十万帑金,委之幕友家人,既难保其必无染指,而区区微员,又复不敢过问省厂,遥隔呼应不灵,渔利营私,酿成堕欠。……”[24]
      三、对清代皇朝中央财政思想的解读
      在云南铜矿开发上,清廷皇朝中央没有设立一个类似于中央银行的中央金库,用于管理铜矿铸币的货币资金运转和对铜矿开发所需要的资金进行流通调度,对云南铜矿所需要的工本银乃是由各省分别负担,中央户部只是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用以记录支出和收入,而不能发挥全国调度的作用。在管理上无一个中央统筹机构,全赖以云南地方官员进行兼职管理,用“放本收铜”的高度垄断政策进行政治模式管理,以差价巨大的剪刀差获取巨大的“铜息”和“铸息”利润,而不用于发展最前卫的商业经济,而是使其成为田赋的变相补充。反映出皇朝中央的思想端不在于开发最具活力的商业经济,而是为了保证小农经济的稳定发展,企图使全国以均衡的姿态发展,使整个国家保持一种静态状态。所以,表面上看,幅员辽阔的帝国强大无比,实际在财政管理上以最落后的经济为支撑,以维持小农社会最低发展之需求,兵饷、官员俸禄及皇家宫廷为最大的常规开支,其他事项则是权宜而行。实际整个帝国无力管理和动员全国之力,到西方以坚船利炮入侵时,整个帝国的武备力量没有动态财政力量的支持而陷于进退维谷的局面,整饬军备就成为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改革,所以社会徘徊不前,朝代末期只得依靠地方封疆大吏的个人能力,这个也是近代中国武化、军阀混战的重要原因。清代末期出现的“东南互保”,与明代末期“南明”各政权在南方的抵抗其实质如出一辙,东南富庶的财税不能进行有效的调度。
      对于铜矿开发的争论,一种常态都是地方官上奏皇朝中央请求开矿,这其中后人误解是这些地方大员关心地方经济和民间疾苦,其真正的原因仍是清廷皇朝中央继承明代政府财政的安排设置,地方政府没有财政预算拨款安排,全靠地方政府自己解决,而且官员俸禄极低。朝廷又信奉君子重义不重利的“文化神话”,官员都是四书五经的忠实读者,是谦谦君子,其执政的理念是“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但在实际社会的人情世故中,官员的俸禄以及其后增发的养廉银根本不够各项花销,开矿从中可以获取大量的额外收入,这才是地方大员开矿的初衷。乾隆朝云贵总督李侍尧的贪墨罪行就是其证明,这其中恐怕不仅仅只是李侍尧的个人品格所致的个别原因,身为朝廷封疆大吏,其中上下各种花销毋庸是巨大的。其他染指铜矿的官员恐怕也有此种“收入”。官员饱读的儒家义理中的阴(私欲)与阳(道学)的距离越来越远,“嫂子已经掉进了井里”,本应用实际行动假以援手,但皇朝中央却无所作为,只是掩耳盗铃的相信“官员”是谦谦君子的神话,用礼仪和道德进行内在行为的规范,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现实趋势,只得依现行体制而行权宜之计,如此二百余年后,清王朝再次回到了明王朝覆亡的关口,这已是西方社会全面改组成功之际,明清两代长达五百余年的落后财政管理思想全面改组,已非易事,所以近代中国积弱积贫,庞大的滇铜开发最终又回归“土地”,而没有起到超越带动的作用。云南铜矿的开发,笔者不赞成其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表现,因为清廷皇朝中央的的财政思想只是为了保持最低的小农社会的要求,铜矿开发所获得的“利润”,被最终变成了土地田赋收入的变相补充,用于庞大的、僵硬的不可改组的官僚机构的支出。“乡-土-人”三者因为国家制度和文化思想的僵化而失去自我调节的弹性适应能力,逐渐失去活力,开矿的民工离开家乡,而实际上仍然是被困于土地上,滇铜京运的运输实质与数千年的征伐徭役力役无实质区别,是郡县制帝国动用政治手段征用的劳力,而不是商业运输的行为。(本文原刊载于《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 蔡毓荣:《筹滇十疏》,第四疏,《议理财》;载师范:《滇系》,卷八之三,第48页。
      [2]《军机处录副奏折》,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十四日,抄录户部奉旨停止开矿咨稿。康熙四十三年,广西司为循例开采等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清代的矿业[M].北京:中华书局, 1983:68.
      [3] 乾隆《潮州府志》,卷41,艺文,第13-14页。
      [4]《大清圣祖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五,康熙五十二年五月辛巳,大学士九卿等遵上旨议覆开矿一事。
      [5]《大清世宗皇帝实录》卷五十五,雍正五年闰三月戊午,上谕。
      [6]《朱批谕旨》,第5函,第25册,第50页。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云贵总督鄂尔泰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清代的矿业[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1。
      [7]《朱批谕旨》,第5函,第25册,第78页。雍正五年润三月二十六日,云贵总督鄂尔泰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清代的矿业[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1-122.
      [8]《朱批谕旨》,第5函,第25册,第86-87页。雍正五年五月初十日云贵总督鄂尔泰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清代的矿业[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2.
      [9]户科史书。雍正六年七月七日,总理户部事物和硕怡亲王臣允详等谨题,为铜矿大旺,工本不敷,恳恩通那,以资调剂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清代的矿业[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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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张允随奏稿.上乾隆三年五月三十日[A].云南史料丛刊:第8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12]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24卷.食货志.矿法。
      [13] 周钟岳.新纂云南通志:第146卷.矿业考二.铜矿。
      [14] 云南铜志.附例四.办铜考成[A].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15] 清实录•高宗实录,第1293卷。
      [16] 王太岳:《论铜政利病状》,载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第79-101。
      [17]《朱批奏折》。嘉庆六年六月初五日,云贵总督觉罗琅轩、云南巡抚初彭龄奏。为清查滇省铜厂新旧积欠实数分别追赔,恭折奏请圣鉴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清代的矿业[M].北京:中华书局,1983:171.
     [18] [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之二.志金石。
     [19]万庆.乾隆时期关于铜矿政策的大讨论及相关问题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6:26-28.
     [20]《铜政便览》(清)(抄本),卷一,不署撰人,中国史学会丛书二编,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印行,第42页,40-54页;第20-160页.
     [21]王德泰.《清代的铜矿垄断经济利润的考察》,《清史研究》,2012(3):30-44:32.32.
     [22]马琦.《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72.
     [23]《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九百八十九,乾隆四十八年甲辰,户部等部奏。
     [24]《朱批奏折》,乾隆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云南巡抚爱必达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清代的矿业[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6.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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