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被害人陈述的证据学思考
2018-02-26 15:07:11   点击:

                                                             作者:牛瑛 
     【内容摘要】在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陈述被单列为一类证据与证人证言相互独立。但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二元性主体特征,被害人陈述的单向性、控诉性等特征在被害人出庭、举证、质证及被害人虚假陈述的责任认定方面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国家补偿制度缺失、社会援助制度不健全的背景下,将被害人纳入当事人范畴并没有起到提高被害人诉讼地位,保障其诉讼权利的立法初衷。因此,将被害人陈述还原其证人证言的本来面目,加大被害人综合保障制度建设,才不失为治本的根本办法。
     【关键词】刑事诉讼 被害人陈述  证据 权利保障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陈述被列为单独的证据种类而与其他证据相互区别。《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在证据的分类上,将“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并列为证据的两种分类,相互区别。《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第四款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可见,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与证人均为诉讼参与人的一种,共同参与刑事诉讼,他们并没有概念上的重合或包容。尽管在制度设计中,被害人陈述的很多方面准用证人证言的有关规范,但是,较之证人作证制度的相对系统性、严密性,被害人陈述的相关规定显得过于原则和粗疏,造成具体办案实践中的的一些困惑和问题,因此,对被害人陈述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和梳理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被害人陈述的概念及特点
      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是指因犯罪行为侵害遭受实际损失的单位或个人,被害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组织。从被害人的外延来看,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主要包括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以及部分反诉人。被害人陈述是指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就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根据证据的分类标准,从其内容和表现形式而言,被害人陈述属于言词证据;从其出处和信息来源而言,被害人陈述直接反映了案件中人、物、事的属性或特征,属于原生证据;从其与案件主要事实的关联方式而言,被害人作为案件的直接参与者或经历者,其陈述大多能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属于直接证据;从其证明功能和作用的不同而言,被害人陈述主要用于指控被告人有罪或罪重,属于控诉证据。综上所述,被害人陈述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主观性
      被害人陈述属于言词证据的一种,是被害人对自己遭受犯罪侵害的过程及相应后果进行的叙述。与物证、书证等客观证据相比,被害人陈述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即比较容易受到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其具体表现为:由于受到犯罪侵犯,情绪偏激,夸大事实情节,导致陈述失实;由于被害人精神过度紧张,记忆模糊,导致陈述不清;出于对个人前途、名誉、家庭等的担忧,或受到恐吓、收买等外力干扰,导致虚假陈述;出于个人目的,诬告陷害他人,导致虚假陈述。
      (二)不可替代性
      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对象,具有特定性,不能由他人替代。因此,向司法机关做陈述的必须是被害人本人,其监护人或诉讼代理人均不能代替被害人进行陈述,被害人陈述具有不可替代性。
      (三)直接证明性
      被害人一般都清楚了解侵害过程、侵害后果以及侵害人的情况,其陈述往往可以直接证明案件情况,对案件具有重要的证明作用。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陈述多属于直接证据。
      (四)复杂性
      与证人证言一般是对案件情况进行客观描述相比,被害人陈述往往具有复杂性:不仅包括对犯罪事实的描述和说明,还包括对犯罪人的谴责,对犯罪的控诉,对社会或有关人员的抱怨,对司法机关的要求等等,交织混杂在一起,具有复杂性的特点。
      二、被害人陈述的法律规定及实践困境
      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将被害人纳入证人范畴不同,在我国,被害人是作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而与证人有所区别。尽管被害人陈述与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其他几类证据并列为刑事案件一种法定证据,但是被害人陈述却没有单独的制度设计,在证据基础原理与程序规范等方面都与证人证言有着极大的重合与交叉。例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二百零三条到第二百零七条对询问证人的程序和要点进行了规定,第二百零八条规定:“询问被害人,适用询问证人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四条到第七十八条规定了对证人证言审查和认定的要点,第七十九条规定:“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认定,参照适用本节的有关规定。” 尽管从证据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被害人陈述一直包含在证人证言中,没有细分的制度经历,但是,过于简单粗放的制度设计,在司法实践中仍造成了一些困惑和问题。
      (一)被害人的主体二元性带来的问题
      随着人权保障理念的发展,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都有了很大提高。人们认识到在诉讼中不能只强调对罪犯的人权保障,也要充分肯定和保护被害人的人权。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被害人提升至程序主要参加者的法律地位,即承认被害人当事人的程序法律地位,同时赋予其类似证人的独立证据法地位,使被害人具有了二元性的主体程序角色。
      首先,被害人主体适格性审查程序缺失,造成大量司法资源浪费。被害人报案往往是启动刑事程序的直接原因,在随后的刑事侦查、审查直至审判活动中,被害人陈述一般均作为直接证据而受到高度重视。与被害人主体的适格性相比,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往往受到司法机关更多的考量。正是这种缺失为一些假案、冤案开了方便之门,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语义模糊不易操作,将此套用到被害人身上就更难。与证人相比,被害人作为直接遭受犯罪侵害的对象,对犯罪事实有着亲身感知,同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被害人陈述的可信性和证明力,从客观方面而言,受到其遭受犯罪时的外部环境、被害人的记忆力、被害人描述的准确性等多方面的影响。从主观方面而言,受到被害人品格、动机、心理等方面的影响,有着内容的复杂性和情绪的偏激性。与证人证言相比,其能否辨别是非,能否正确表达更应得到辩证的看待。法律条文中的简单叙述显然不足以对被害人主体的适格性进行证据法上的考量。在国外的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的主体适格性审查是认定案件的重要根据。例如,曾轰动一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性侵案,就是由于原告在调查人员和大陪审团面前作证时多次撒谎,导致检察官对被害人可信度严重存疑,认为其陈述不可靠,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从而申请法院撤销了对卡恩的全部指控。
      其次,被害人二元性的刑事诉讼地位造成被害人在质证过程中的混乱。《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可见,被害人既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又可以询问证人,具有类似于公诉人或辩护人的质询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作为证明主体的被害人又要接受公诉人及辩护人甚至是被告人的询问,这时的被害人又以交叉询问的对象身份出现,这种诉讼角色的双重性导致被害人陈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有着逻辑上的背离。交叉询问是一种通过提问,检验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从而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和作出正确裁决的庭审方法。在庭审过程中,被害人既作为询问主体进行提问,又作为询问对象进行回答,这种角色的二元性导致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受到质疑。从司法实践来看,被害人在庭审中调整自己的陈述,使其与其他证据更“吻合”的情况并不少见。被害人陈述的这种易受“污染”性,与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定位的二元性密不可分。正如学者所言:“程序是一种角色分派的体系。程序参加者在角色就位后,各司其职,互相之间既配合又牵制,恣意的余地自然就受到压缩。程序规定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角色规范,是消除角色紧张,保证分工执行顺利实现的条件设定”。角色分配的不科学,就会导致程序运行的不规范。
      (二)被害人陈述的单向性的传统认识带来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被害人往往被视为控诉职能的行使者之一,被害人陈述被视为有利于追诉犯罪的证据而纳入控方证据,具有单向性的特点。这与证人的双向性特点相区别——既有控方证人,也有辩方证人。对被害人的审查被视为应更加注重排除其夸大犯罪事实甚至是诬告陷害的可能。但在办案过程中,被害人作出与追诉机关意愿完全相反的陈述的情况也不在少数。例如,曾引起学界及网络一片热议的北京大学学生陈伟强奸案,被害人在追诉过程中改变陈述,称其不是被强奸,最后在侦查机关做了“工作”后又改变陈述。被告人陈伟最终以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再如,在我市开庭审理的一起非法拘禁案中,被害人在与被告人律师的庭审对质过程中,改变陈述内容,称其没有受到被告人的拘禁,被强迫写下的借条也是其自愿所写。被害人的突然改变,使公诉人在庭审中陷入被动。尽管在现代刑法理论中,犯罪已不被单纯看成是对个人合法利益的侵害,而被视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从而纳入国家追诉,但是被害人陈述作为司法裁判的重要依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能够起到关键作用。将被害人陈述仅视为单向性的控诉证据的看法,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显得过于简单而应对乏力。
      (三)被害人出庭制度的欠缺带来的问题
      1.被害人出庭的非强制性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这条规定为强制证人出庭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被害人必须出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被害人、诉讼代理人经传唤或者通知未到庭,不影响开庭审理的,人民法院可以开庭审理。”也就是说,被害人出庭不是必须的。法庭可以在没有被害人出庭的情况下进行审理。这样的规定,私以为立法者除了考虑在一些特殊案件中,例如故意伤害、强奸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中,避免被害人由于出庭受到的二次伤害外;也体现了立法者对被害人陈述单向性、控诉性特征的全盘接受。从立法的“情”来说,这种法律设计也许能够避免被害人由于出庭接受询问,而在精神上再次受到伤害;但是,从法律的原则来看,任何证据不经法庭的举证质证就不能作为定案证据,被害人陈述同样亦应如此。被害人作为具有复杂情感、独立利益的自然人,其陈述亦具有复杂性和可变性,在上文提到的案例中已经表明了这点。盲目的“法外开恩”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害。例如,新民晚报所报道的,甘肃武威市文化馆干部裴树唐强奸一案在24年后重新开庭,被害人当庭陈述被告人无罪。
      2.被害人出庭的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
      首先,被害人参与庭审的路径不清晰。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法庭核对完当事人身份,宣读有关权利,并得到当事人不申请回避的答复后,庭审进入法庭调查阶段。在这个阶段,控辩双方均要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举证,并进行质证,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公诉人和辩护人完成。但是按照法律规定,被害人也可以询问证人、被告人,并接受控辩双方的发问。被害人何时作为询问主体,何时接受询问,法律没有作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只能由审判长自己掌握。经常是控辩双方已经结束法庭调查,法庭正准备进入下一阶段,被害人提出要询问证人或被告人;或者是辩护律师或被告人在法庭辩论阶段又提出要与被害人对质,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法庭审理显得不够井然。
其次,被害人参与庭审的方式有待进一步更新。在办案实践中,被害人出庭的比例很低,甚至还发生过一些被害人为了逃避出庭而采取一些极端手段,或是出庭后不得不承担一些不利后果。这些例子尽管少见,但也反映出我国法律中对于被害人出庭保护的制度缺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九条对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出庭作证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应当采取不公开其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或者不暴露其外貌、真实声音等保护措施。但是适用这个条款的前提是“审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主要是危害国家安全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案件,那么实践中大量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案件能不能列入其中呢?例如强奸案件。此类案件中不仅被害人的身体安全遭受严重侵害,同时被害人的精神也受到极大的损害。在此类案件中,如果对被害人不能采用一些特殊的出庭作证方式,那么被害人很可能遭受“二次伤害”而受害终身。
      再次,被害人出庭的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对证人,我国法律规定了强制出庭制度、出庭豁免制度、出庭补助制度以及上文所提及的出庭保护制度,但是对于被害人出庭的相关规定就寥寥无几。只有在出庭保护措施中有所提及,但以偏概全,适用性、操作性不强,这也为被害人出庭设置了障碍。
      (四)对被害人虚假陈述进行追责存在的问题
      从近些年来司法实践来看,被害人所作虚假陈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诬告型”,即被害人要么虚构犯罪事实,企图使行为人获罪,受到追究,要么就是夸大犯罪事实,企图使犯罪人受到更重的处罚;另一类是“开脱型”,即要么是被害人作虚假陈述,隐瞒已发生的犯罪事实,为犯罪人脱罪,使其逃脱处罚,要么是刻意隐瞒有关情节,企图使犯罪人获得从轻减轻的处罚。在上述情况中,诬告行为人,企图使其获罪受到刑事追究的行为,法律中已经有明文规定:《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构成诬告陷害罪。”这类案件比较好处理,而被害人作虚假陈述,企图为犯罪人脱罪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就比较难处理。主要存在两种处理意见:一种是按照伪证罪处理,另一种是按照包庇罪处理。但是,这两种罪名在处理被害人虚假陈述方面都有不符合法律规定之处,经不起推敲。伪证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仅限于证人、鉴定人、记录人与翻译人,而被害人作为案件当事人,显然不符合这四类主体。包庇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但在客观方面,包庇罪主要是通过使犯罪人逃匿或者采取其他庇护方法,使其逃避刑事制裁,其采用的方法与案件的犯罪情节没有重要关系。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其所作的虚假陈述显然与犯罪情节有着直接重要的联系,因此,将其定性为包庇罪显然与立法原意不相符合。此外,包庇罪有一个转化情节,即事前同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被害人在被告人的恳求、利诱、威逼等情况下,为被告人作虚假陈述,帮助其脱罪,能定为通谋吗?显然不能。因此,将其定性为包庇罪于法无据。既不能定为伪证罪,又不能定为包庇罪,那怎么办?这种立法上的空白既造成执法上的难题,也造成了监督上的难题。
      三、 思考及建议
      诉讼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对案件事实的历史性回溯,其目的在于以客观性假设为基础,通过司法证明活动探求法律之外且独立于法律的客观真实。司法证明是对案件信息获取、加工处理、反馈和传输的过程。这种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处理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信息就是证据,可见,证据应当具备的要素主要有二:一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二是通过合法程序收集、提取、认证。随着新刑事诉讼法中对证据裁判原则的明确和审判中心主义司法政策的提出,一切证据都要经过法庭的举证质证才能作为定案证据的观念正在深入人心,被害人陈述作为证据的一种亦应如此。
      反思被害人陈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难题,其根本性问题就在于对于被害人陈述的证据性质定性不准,将被害人陈述的证据学意义与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予以等同,错误的混为一谈,从而造成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徒有其表”,又使被害人陈述在质证、认证、保障、追责等方面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纵观国外关于被害人陈述的立法与理论,可以发现将被害人陈述列入证人证言基本已成通例。在英美法系国家,等被害人在法庭上对自己所了解的案件情况进行陈述时,其身份也是证人,其并非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而是属于证人证言。意见证据规则、传闻证据规则等也都适用于被害人陈述。在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一般也不将被害人陈述作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种类,但是,和英美法系国家的被害人不同,大陆法系国家的被害人除了以证人身份提供证言外,还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途径在法庭上以特殊的身份提供陈述。在法国,被害人可以通过向刑事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成为刑事诉讼中的民事当事人,在被害人成为民事当事人之前,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在此种情况下,被害人应当进行宣誓才能作证。而一旦被害人成为民事当事人,一般就不能经宣誓作证,而只能在不经宣誓的情况下提供陈述,但是,在检察院和任何当事人均不反对被害人经宣誓作证的情况下,听取民事当事人经宣誓作证也并不引起程序无效。日本的情况与英美法系国家相似,被害人是作为证人在法庭上提供陈述的。在上述国家,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不因被害人陈述需和其他证据一道接受法庭检验而有所欠缺。1990年美国通过了《被害人权利及损害恢复法》极高地提高了被害人的法律地位,既确定了被害人获得补偿的制度,又赋予被害人7项重要的程序性权利。2004年10月,美国又通过了《刑事被害人权利法》,进一步加强和维护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英国同样采取了被害人援助计划,包括申请赔偿和补偿、为被害人提供临时住所、医疗服务、帮助保险理赔、帮助被害人出庭作证等等。
      作为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被害人的合法权利的保障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关注。国家应当更注重从一些实际方面为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利提供帮助,例如,在法庭设置专门的休息室隔离被害人与其他人,为性侵害案件的被害人设立专门的心理辅导人员,建立健全国家补偿制度使被害人及时得到补偿,提供医疗服务,保险及福利服务等等。但是,从证据学的角度,应当修正被害人二元主体地位,将被害人明确纳入证人类别,其陈述亦应归属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要在法庭上经过举证、质证、认证,经查证属实,最后才能作为定案证据。一旦被害人进行虚假陈述,严重干扰司法程序,对被害人仍然要按照相应罪名进行处罚。法律不因其特殊的身份、地位、经历而区别对待,这亦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另一种诠释吧。(本文原刊载于《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作者单位: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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