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文本解读”模式
2014-03-06 09:21:57   点击:

 ——读张盾《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
刘招明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这个历史时期,人们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研究者的主体意识普遍觉醒,研究方式和研究风格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其中,“文本解读”几乎已经成为了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主要的一种模式,目前已相继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和优秀的研究论著。“文本解读”一方面主张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解读,还原马克思学说的真实面貌和原初状态,以揭示其本来意义;另一方面又要求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条件重新发现或者说不断更新马克思学说的问题域和问题内涵,发挥其当代价值和当代意义。我注意到,张盾教授的新著《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a在这一方向上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使文本解读这一研究模式更加深化,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新问题。
  《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一书首先给我的一个印象是,和国内许多针对马克思的特定经典文献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著作所作的文本解 读不同,这本书的作者更看重马克思曾经面临的那些问题,试图通过清理马克思原著中的那些“原问题”,来阐发马克思学说的原初意义和后续效应。为此,作者选取了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进行沉思,这六个问题分别涉及马克思学说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思想史渊源、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理论动机、马克思新哲学观的革命性、以及马克思对20世纪西方社会理论、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产生的影响。当然,这六个问题远不是马克思问题的全部, 但却都是马克思学说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都因其重要性和根本性而一直被研究者们所关注,并在学界引起了为数众多的甚至是经久不衰的争论。
  作者围绕马克思学说中的这六个大问题去研究马克思的原著,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这种做法显然高于在流行的“文本解读”中常见的那种受马克思具体文献限制的“读书笔记”式的研究方式,而能够显示解读者本身所具有的设计问题的技艺、良好的文献功底和精强的学术分析综合能力,并使“文本解读”这种研究方式具有更高的学术品位和学术价值。坦率说来,《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一书在这些方面表现得并非尽善尽美,但它至少成功地昭示了围绕某些真正重要的问题去研读马克思经典这样一种致思努力,这一点对于“文本解读”模式强烈主导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并吸引众多后起的年轻学者的中国学术界来说,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进一步,这种以重大问题为中心对马克思经典学说所作的带有很强整合性的“文本解读”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进行?《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一书明显偏重思想史,作者在该书“前言”中说:“当代学术风尚似乎越来越偏重思想史,研究马克思哲学本质上也是一项思想史的工作。”a这个看法值得重视。由于马克思是一位非常特殊的思想家,对马克思的研究是否可以在“本质上”定位于一项思想史研究,这还可以讨论。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些没有任何思想史含量的对马克思的解说乃至文本解读,不仅缺乏学术价值,而且也会失落马克思的现实政治意义,因为马克思学说就其存在形态来说,确实首先是一份思想史遗产。
  至于对马克思的思想史研究具体应如何进行,《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 一书以马克思为基点,展开了两个方向,借用作者本人最近一篇论文中的说法,这就是“往前做”和“往后做”:所谓“往前做”就是探究马克思学说的思想渊源,所谓“往后做”就是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后续效应(参见张盾,2010年)。《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一书中有不少“往前做”的篇章,主要侧重于考察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遗产对马克思产生的复杂影响,在这个有点陈旧的领域中,作者能化腐朽为神奇,就马克思跟康德、黑格尔之间的复杂关系开发出许多新颖而精细的专题研究,显示了很好的文献功底和思想功力。比如:第十三章、第十四章提出,康德先验伦理学的内省倾向反映了西方“形式伦理学”的困境,马克思将伦理学的问题焦点从主体内在体验的道德性转移到人类生存方式和社会制度的道德性,由此实现了一次从“形式伦理学”到“实质伦理学”的革命性转变。第二章、第三章关于黑格尔主客同一性和历史感跟马克思渊源关系的探究,把对黑格尔的精细解读和对现代性问题的总体性理解结合在一起。这些研究确实做到了打通“马哲”和“西哲”,对于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水准有积极意义。
  《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一书更多的篇幅致力于“往后做”,即通过让马克思跟20世纪学术场域的许多重要思想家展开对话,来显示马克思经典学说在20世纪思想史中的理论效应。这些研究的范围涵盖了社会理论、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当代最重要的三个学术场域,对象则涉及韦伯、舍勒、西美尔、卢卡奇、阿尔都塞、科耶夫、鲍德里亚乃至福山等 20世纪最有名的西方学者。书中的这部分内容使我产生如下印象:不能说作者对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位人物的研究都做得很精专,但他确实表现出宽广的知识视野和前卫的问题意识。其具体的研究套路大多是从“保卫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出发, 对20世纪思想家就马克思经典理论提出的那些产生了重大反响的挑战和质 疑进行理论上的反驳。这使得作者的研究工作充满激情,许多的理论观点非常激进。比如,作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背景出发对大名鼎鼎的鲍德里亚解构马克思“生产”概念所做出的激烈辩驳,从思想史角度对福山“历史终结论”进行的深沉分析,以及对马克思阶级理论和无产阶级概念所作的精彩捍卫等等,都给学界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也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当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我看来,正是作者预定的这种很强的保卫马克思的立场,使得这部书中的一些研究结论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阻碍了作者对那些问题作更深入更富于现实感的思考和研究。有鉴于作者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a,我在这里不再赘述。
  我个人认为,国内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处于一个寻求范式转换的困难时期,《六个经典问题》能够引起我们思考的最重要问题也在这里。所谓“文本解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这没有疑问。正如作者指出的,我们至今仍处在马克思开拓的问题域中,这就决定了对马克思的研究必须回到马克思原典和原问题;那种疏离马克思原典原问题、自行构造越来越多的新领域和新问题的“过度诠释”的研究套路,是不可取的a。问题在于对马克思的“文本解读”应如何进行?大而言之,目前国内学界对马克思学说的文本解读模式有两种,分别代表了两代研究者的学术风格。第一代文本解读的特点是,主要针对国内哲学界自批判“教科书哲学”以来提出的那些理论问题,来对马克思经典文本进行解读,这种解读工作在有些方面做得相当精细,但缺点是问题意识比较陈旧,理论魅力不足。第二代文本解读的特点是,大规模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资源,挪用西方理论的一些最新问题和术语,以此更新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和用语,这种研究模式有效提高了国内马克思研究的理论水准,因此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注意力。 以我之见,张盾教授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可以归入第二代“文本解读”的研究模式。但这种研究模式目前也正在开始退化并暴露其内在缺陷,如胡大平教授最近指出的,这种大规模挪用西方理论资源以至造成“西方话语异常增殖”的做法,在缺乏消化和反思的情况下,只能显示思想的贫瘠。
  无论第一代“文本解读”还是第二代“文本解读”,在我看来它们共同的根本缺陷是,在对马克思学说的研究中追求纯粹学术性的目标,并采取了某种纯理论的研究策略:或者作纯粹学理上的辨析,或者敲打外国人提出的那些问题,却很少直接接触和处理现实中的“中国问题”。有识之士早已不满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这种现状,比如孙麾编审就曾指出,文本解读的最高境界至多是在历史语境中复原马克思的肖像,这种理论活动看起来很学术,实质上除了在马克思的神圣肖像面前,对某个至高无上的思想顶点除了仰望之外,就无事可做了。这一境界恰恰意味着思想悲剧的诞生。我认为,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除了上述两种研究模式之外,还有第三种模式选择,那就是:在强有力“文本解读”工作的基础上,从马克思的理论立场出发,批判性地认知和解释当下中国面临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但对于马克思经典学说的研究来说,它却是一个更有价值也更本质性的工作。这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作为一位和我们处于同一时代的思想家,其特殊重要性就在于他对现代性资本主义所做的政治批判和理论批判。另一方面,今日中国的根本问题正是由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在中国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深度扩张而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后果:普遍政治腐败、财富分配恶化、民族精神的实体岌岌可危、高等教育的理想濒于崩溃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全都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范围之内。
  这里我想请读者注意《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一书的“前言”,在这个简短的“前言”中,作者谈到自己这本书的根本缺点是没有直接处理现实中的“中国问题”,并且指出,当年毛泽东一代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其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解决了一些最紧迫的“中国问题”;反观西方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其最有创意和影响力的工作也都是直接针对其本土现实即所谓“发达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那些问题,才产生了像《启蒙辩证法》和《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那样的力作。
  最后让我引用“前言”中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书评:“真正用马克思理论去处理真实的‘中国问题’,这是中国的‘马哲’研究尚待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它应该追求的一种更高学术境界。”②诚哉斯言。
 
  参考文献:
  张  盾,2009年:《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思想史路径》,载《哲学研究》第1期。
  胡大平,2010年:《重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史的视角和战略》,载《南 京大学学报》第4期。
  孙麾,2006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进路》,载《哲学研究》第10期。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原文刊载于《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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