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调解中法官身份与职业技能困境
2014-03-06 09:13:28   点击:

卢 燕
 
   摘要:诉讼调解中法官居于裁判者与调解员双重身份的矛盾,致使审判技能和调解技艺相互弱化。法院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亟需独立品格。故而,结合司法实际对诉讼调解进行改革是构筑司法独立、法治权威的要旨。
  关键词:法官;诉讼调解;职业技能
  基金来源:本论文系曲靖师范学院校级青年课题《基层法官职业能力研
究》(项目编号:2009QN002)研究成果。
  诉讼调解(法院调解)是法官在诉讼中作为中立第三方主持调解,促进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或合意的活动。[1]诉讼调解贯穿诉讼始终,是法院结案的重要方式。当前,“法治”意识通过各类“符号”、“标签”已深入人心, 但真正的法治品格却未建立:司法在诸多政治考量中丧失了独立和权威,判而不决现象屡见不鲜。基于纠纷解决立场,诉讼调解凸显了定纷止争、降低诉讼成本的效用。然而,其既存的诸多悖论也令人慎思:诉讼调解程序启动的强制与自愿调解原则的冲突;审判者与调解员身份重合的矛盾;审判技能专业性与调解技巧边缘界限模糊的尴尬。
  一、诉讼调解中法官的身份困境
  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内在要求,是司法权威具化之载体。法官居间裁判,与当事人保持距离的克制主义是传统司法的倡导。然而,基层司法的特殊性和诉讼调解制度构建现实对理想法官居间身份造成困扰,突破了法官独立和司法最后救济旨要,使诉讼与调解界限趋于模糊。
  诉讼调解程序启动:法官强制抑或当事人自愿?《民事诉讼法》第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根据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应及时判决。自愿调解涵当事人对程序和实体权益的双重处分。其中,当事人实体处分以调解协议为载体,较易监督。反之,程序权益处分在法律中未明确界定。司法实践中,大量诉讼调解均为法官主动启动,纠其原因乃系纠纷当事人多处于强烈对峙情绪中,难以主动求诸调解。法官在庭审征求当事人双方是否调解而匮乏大量前期协调工作支撑时,多数情况调解终不可得。故此, 不乏法官在初涉案件即先入为主产生“应当调解”的臆想,并积极寻求各方力量促成调解的范例。这种“能动司法”的品格悖离了司法救济消极、被动的本质。法院调解程序启动呈现:(1)当事人知晓其享有程序处分权(多发生在律师参与或法律意识较强当事人中);(2)当事人未觉察其诉讼权益被处分,即处于“无知之幕”,被动接受调解(主流现象)。于此,对后一种当事人,如若调解成功,可概括理解为权益处分的有效性。反之,调解失败,在调解过程中损耗的时间、精力、经济成本都将由当事人承担。这样, 当事人处于程序处分权“被剥夺”后的“非利益”承担,是不公平诉讼现象。
  诉讼调解过程:是法官,还是调解员,抑或双重身份?调解成功依赖法官对调解身份的准确拿捏。易言之,法官与调解员身份的来回穿梭是诉讼调解的情景依赖。一方面,法官权威和公正形象能提高调解效率,以法官身份对纠纷提出的规范分析和法律预测能获得认同。同时,法官须躬身倾听当事人诉求、细致疏导情绪、积极寻求利益平衡点,综合运用语言、情景、心理、非正式权威(习惯、道德、文化、社区等)促成调解。这时,法官的角色表征为典型的调解员。于此,似乎体现了法官解决纠纷的天然优势,回应了司法权威。然而,如果调解失败或调解成功主要依赖法官以外因素(法官调配的其他资源)达成,该论断能否成立?至此,审调身份重合的矛盾是:调解失败后如何重构法官(司法)权威?法官在当事人间密切往来是否影响中立判断?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获取的信息是否对裁判产生逆效应?法官克制的内在依据是尽量排除或减小各类外在(权力、舆论、利益)或内在因素(偏好、习惯、种族、心情)的影响。法官独立包括:身份独立,即对法官职位的条件和任期加以适当保障,以确保其不受外来干涉;实质独立,即法官在实际履行其司法职务时,除受法律及其良知拘束外,不受任何干涉。因此, 审、调身份重合使法官介于裁判者和调解员之间的模糊定位,对司法独立、公正品格可能造成误读,从而解构诉讼调解构筑初衷。
  诉讼调解结果:价值无涉,或利益牵连?“法律人选择了一种克制而理性的生命方式,追求规范而秩序的外在形式和公平正义的内在良知。”[3]然而, 诉讼调解不可避免与法官私利的关联:提高结案率,规避错误裁判、发回重审风险,迎合评价机制。法官和当事人本应保持价值无涉之理想被破坏。诉讼调解已非当事人纯粹私利,亦是法官乃至法院功利的载体。法官穿梭于裁判者、调解员身份之间的表因是面对诉讼“爆炸”且基于纠纷解决立场的制度抉择,其深层原因是司法权威、公信力缺乏的权宜之计。
  二、诉讼调解中法官职业技能困境
  法律判断、解释、推理、论证等是法官职业技能的核心要素。法官职业技艺高低以裁判结果的公正和当事人接受度为评价标准。然而,诉讼调解的成功依赖法官的法律判断及调解技术的驾轻就熟。诉讼调解与司法裁判技能的大相径庭可能导致相互削弱的悖论。
  (一)事实认定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 在事实清楚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该规则的现实境遇耐人寻味:实务界多抱怨该条款捆缚了调解“手脚”,法学界却质疑司法实务中“事实清楚”流于形式。该规定的逻辑矛盾是:诉讼调解存在诉讼每一个阶段(如庭前调解、送达调解等)与未经庭审举证、质证、辩论等环节法官何以分清事实的悖谬。因此,法律初衷遭遇了现实操作的“灵活变通”,查明事实在诉讼调解中未被履行,即诉讼调解不以事实清楚为必然前提。法官以卷宗、当事人陈述或与当事人交谈中获取的案件信息(待证信息)替代“事实清楚”, 成为调解的基础。
  然而,事实认定是传统司法的基本技能,即通过证据、法律的逻辑演绎无限接近案件真相,形成法律事实,并以此作为司法裁判依据。事实认定有严密程序,既依赖纯粹的法律娴熟,尚需反复实践经验的积累。调解盛行可
能使法官在事实认定上渐趋生疏,或成为部分法官对复杂或疑难案件事实认定的规避机制。但问题症结是疑难案件并非不能在法律范畴内解决。持久如是,法官面对繁复案件将倾向调解,以规避事实认定中可能出现的“错误认定”风险。至此,诉讼调解成为规避裁判风险,降低裁判难度的替代机制,法官职业技能可能向调解转向。反之,诉讼调解本身勿需事实清楚,只要当事人双方能接受调解协议(让步、妥协)即可。法官不对诉讼调解事实认定承担法律责任。因此,诉讼调解中法官对事实认定的传统司法技能可能被弱化。
  (二)法律适用
  法律适用即运用规范对案件性质进行判断并作出裁判的司法活动。法律适用要求法官具有严密逻辑思维并娴熟掌握法律规范。法律判断和适用在审判司法中举足轻重,是衡量法官裁判公正的核心标准。不言而喻,诉讼调解中也需要法律判断。举凡有经验的法官往往以对案件的法律判断作为调解的出发点,以此告知当事人可能面对的审判风险,促成调解。但是,如同事实判断一斑,这里的法律判断不以证据和逻辑推演为前提,可能是“法律预期” 假象,进而被滥用成潜在强制调解的诱因,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成为法官追求调解成功率的工具策略。
  诉讼调解中法官对法律的判断和适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可能降解法律严肃性认知。这与裁判中法律判断、适用的严格审查标准形成鲜明对比,无意中强化了法律的随意性,造成法律信息的错误表达(向当事人),消解法治信仰。长此以往,法律的严谨、规范性可能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法官“臆想”。摇摆于法律“任意”与“严肃”之间的法官难以获致法律信仰的“安身”之所。法律思维和技能需一以贯之的法律信念为支撑,需不断在实践中反复精进。一言以蔽之,法官长期处于判断标准有较大差异的程序中,可能丧失法律判断、适用技能的情景依赖,降低司法质量。
  (三)获取当事人认可
  寻求当事人双方可接受裁判是司法实践为之努力的方向。裁判获得当事人认可,减少累讼、缠讼、上访求索于裁判结果的公正和论证质量,涵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技能的综合运用。然而,调解工作重心是促成当事人认可调解协议(签字、履行)。法官达至该结果的方式勿需严密法律演绎,而是综合运用多种资源:营造轻松氛围、消除心里防范;采取背靠背、穿梭式等调解方法,了解当事人预期,通过协调、擀旋使预期不断接近;运用语言、身体动作、甚至人文关怀获取信任;运用裁判风险暗示,消除当事人过高期望;吸纳民间权威、基层政权、民间组织、社区力量,形成调解合力, 促成调解等。诉讼调解获得当事人认可是一个综合多种因素的结果,是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多次博弈的产物。这种综合调解方法是人民调解的典型表现,即其多依赖调解技能的驾驭。由此,裁判和诉讼调解在获取当事人认可的方法上存在差异:诉讼调解仰仗于法官身份影响和调解技能,纠纷裁判技能仅处辅助地位。
  三、法官职业的理性回归
  为保障法官中立,审判法官应与当事人保持距离。然而,诉讼调解中法官身份和技能与调解员渐趋模糊的现状致使实体法和程序法约束呈双向软 化。其危机是以政治诉求的彰显替代法治理念的求索,司法独立将丧失殆尽。 由此,诉讼调解制度改革已日益迫切。学界对诉讼调解改革持不同观点:主张诉讼调解从法院审判中彻底退出,倡导另设类似日本法院附设调解机构;或在既有审判制度内优化调解,即完善调解规范,或另设立调解法官。从当前司法水平和能力出发,另行设立附设法院的调解机构时机不成熟,坚持缓和改革策略是现实选择。
  其一,坚持审调分离。长久以来桎梏调解的弊端与承办法官、当事人的密切往来、功利考量为争议焦点。为此,皈依法官职业中立和职业伦理的要求,承办法官和当事人应保持距离。司法实践中,承办法官将案件委托其他法官调解的方案能一定程度解决身份重合矛盾,但其不足是导致工作量增加,调解质量难以保障。为此,在法院另设调解机构(专职法官)是解决法官身份和职业困境的策略。调解法官不参与案件审理。调解机构人员构成由经验丰富的法官和法官助理共同组成。
  其二,规范调解程序。诉讼调解彰显了当事人私权处分和公法干预的二维性,但调解过程(程序启动、调解方案、达成调解协议)主要彰显的是私权处分的特质。因此,取缔事实清楚的程序启动限制,建立不公开调解制度
(契合调解本质)、集体调解(保障至少两名调解员同时参与调解)、规范调解结案方式(调解协议书)、细化调解时间和延长制度(杜绝久调不绝现象) 是调解规范的内在要求。
  其三,加强法官职业技能在职培训。任何纠纷解决均有技术(专业)策略。诉讼调解法官基本未经专业调解技能训练,多依赖个体经验处理纠纷。由此, 加强对法官职业能力的培养,提高法官职业的专业化是提升调、审效率的现实径路。
 
  参考文献:
  [1] 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p 410.
  [2](台)廖与人编著.现行司法制度[M].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p7-8.转引自樊崇义主编.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p 421.
  [3] 马军.法官——思维的思维与技能[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p 7.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刊载于《人民论坛》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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