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何以必须?
2014-03-05 17:02:21   点击:

孙红昆
 
   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可能性实际有赖于人与人(社会)的和谐和可能性之中,而人与人或人与社会的和谐的可能又来自于人这种生命形式的高度智慧和理性之中。“人是万物的尺度”(赫拉克利特)和“人是万物之灵长”的论点已为人类的文明史一再佐证。马克思说过,“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但是,人能否超越无休止的争斗,以类的客体的视角去超越自然对人的限制,并寻求智慧,与理性的同一还仍然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必定会选择共同的生存,寻求社会的“共生”。这有赖于人类的自我超越的智能,也有赖于教育的深入和人类心智的发展与逐步成熟。意大利哲学家巴蒂斯塔•莫迪恩也说:“人是他自己生活的主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控制和指引自己的生活,使之完美。”“人的生命趋向于永恒,趋向于超时空,它发动所有力量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朝向无限的谋划。因为只有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谋划才能像人这样不断地超越自己。”c笔者将从利益分析的视角,对“和谐”问题的必要 性问题做一番论证。
  利益可以说是人类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关心的东西,利益是一个更为切实的概念。因为,“人们活动所追求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的这一揭示,常常成为众多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切入点。人的利益起源于人的需要。对于人的需要,马斯洛提出过五个层次的需要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由此可见,需要是人类自身存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认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
  而人类的生产是联系人类需要与需要对象的中介。“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第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的关系,才会有生产。”起初,这些关系主要是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以及以此为纽带的经济关系。随着生产和分工的发展,人类需要的细化和深化,人与人之间发展出了家庭、阶级、阶层、民族、集团、社会生产单位、国家及至国际社会等群体,并在这种群体中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间的关系。与此同时,人们除了发生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之外,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还发展了政治、法律、文化等社会关系。
  人们的社会关系形成之后,不仅使人们在指定的社会范围内生产和生活,而且支配着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这就使得“人与需求对象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由此以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形式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社会特性。”这种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就是利益。“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 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 定的。”
  利益的实现又是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的,因此,这些因素的存在决定了利益具有多种矛盾规定性和复杂的特性。在王浦劬教授所著的《政治学基础》一书中,分析了利益存在如下的内在矛盾:①利益自我实现与要求与社会实现途径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 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②利益形式的主观性与利益内容的客观性之间的矛盾;③利益的目标性与手段性之间的矛盾;④利益的具体有限性与利益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这几对利益内在矛盾的存在,决定了每个个人和其所过于其中的社会必须要对之进行协调与整合。
  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又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关系。利益关系,实际上也指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利益主体可以分为个人和群体两个大的方面。个人是利益主体的基本单位,个人利益由此成为利益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在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不同的个人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如氏族部落、民族、阶级、阶层、集团、集体等, 不同的群体利益是利益关系的重要构成为面。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之所以会发生利益关系,是与利益自身内含的基本矛盾即利益的自我性和社会性的矛盾分不开的。正是这一矛盾,促成了利益关系的形成。
  在利益关系的形成与展开中,就产生了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冲突,协调及整合的问题,这就产生了共同利益的问题。“共同利益首先是在同一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和经济地位基础上形成的,是处于同一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中的人们各自利益的相同部分。”那么,就整个人类社会来讲,共同利益目前为止的最大外延就是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或者叫做“社会利益”, 即整个“类的利益”。类的共同利益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 就是国家,社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人的属性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主要理由有:第一,社会性揭示了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殊本质;第二,人的社会性制约着人的自然性, 人的社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是社会的产物;第二,人的生产活动具有社会性;第三,人的生活具有社会性。总之,个人和社会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密不可分。个人是社会中的个人, 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人的发展更需要社会提供种种条件。”“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与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心,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
  其实不论从原始氏族部落时代的人的生存状况看,还是从现代社会城市化的人类社会生态趋势看,人都有群居的天性,人都不能,也没有,将来也不可能离开了他人和人类社会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下去。亚里士多德也早就做出过“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的判断。”
  因此,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社会利益”和“类的利益”或“共同利益”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存在,不论是在“已然”、“实然”、“将然”或“应然”的意义上都如此。我们无法否认“类的利益”存在的事实。其内涵就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繁衍、文明与发展。更进一步说,人类之所以成为一个“类”,而不是两个或更多个,是有其生物学和社会学依据的,虽然这个“类的存在” 表现为大大小小3000多个不同的民族,但从其生物学属性上却归属为同一个“类”。准确地说,人类在自然界中处于同一个位置:动物界—脊索门—脊索亚门—哺乳纲—灵长目—人形亚目—人科—现代智人种。
  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在国家之间的交往过程中,要密切关注日益凸现出来的类利益,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寻求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共识。”种族是观念现实,不是生物学现实;是社会文化分类,不是生物学分类。 人类主要靠文化而不是躯体来适应环境。所以遍及全球和多达60亿的人类没有生殖隔离。这说明人类掌握和运用文化的能力是普同的。这是目前国际学术主流的共识。
  利益关系还有一个侧面,就是利益矛盾。 从一般意义上讲,社会利益就是其一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可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关系背景和不同的政治条件下,社会利益的覆盖范围,社会利益的内容与其存在形成之中的关系是不同的。
   在国家还存在的时代,社会利益往往与国家利益是大体重合的。“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历史现象的国家和民族都已消亡,人类进入大同,社会利益即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利益矛盾包括两个方向上的矛盾:一方面,同一层次上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之间的矛盾,比如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矛盾,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利益矛盾等。又称为横向利益矛盾;另一方面,不同层次上利益主体的利益之间的矛盾,比如,个人利益与其所处的集体、集团,阶层、阶级、民族、社会等群体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又称为纵向利益矛盾。
  个体利益,群体利益,共同利益以及它们之间的利益矛盾的存在,这就需要有一个机制来平衡和协调它们,这就需要规则和秩序,即“有序”。因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秩序是先于一切价值的。”“秩序是普遍性机构有效实施普遍法则的产物。”而要使“秩序”成为可能,则必须要有一个强制的力量作好保证。这个强制力就被称为“社会公共权力”。在原始社会它是名副其实的,到了阶级社会,它就被叫作了“政治权力”,虽然还穿着“社 会公共权力”的外衣,但是它却被全部或者是部分地,私有化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还其以本来面目的本质属性的时候了。只有政治权力具有公共性,才能更大程度的体现正义,保证正义。因为既然有权力就可以建立和保持秩序。那么,非公共的权力也是可以做到的。比如,已往私有化或部分私有化了的权力就做到了。所以,“仅仅建立秩序还远远不够,秩序必须体现人们认为是正义的东西。”
  因此,为了解决个人利益、群体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超越个人和特殊群体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力就成为必须。因为只有这样的公共权力,才能保证秩序,尤为重要的是,才能保证“正义的秩序”。 而只有有了“正义的秩序”,社会的和谐和人类的和解才会成为可能。政治权力是政治的核心,社会公共权力则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和未来民主、法制、和平、正义、平等的人类社会的核心。政治本来是对冲突和冲突的最高形式——战争的克服与超越。现代人需要以全新的政治智慧去解决现代社会的诸种病症,这一新的政治智慧正是“和谐”的智慧。
 
 
                         作者单位:中共曲靖市委党校
(刊载于《建国六十周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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