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见证
2014-03-05 16:43:20   点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见证
——基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战略调整视角a
刘锦屏李田忠
 
 
  摘要:过渡时期总路线从酝酿至最终实施经历了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即改造与建设并举、战略目标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双赢共进、方式上由迂回过渡向直接过渡的战略转变,这一调整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及中国国情下的必然选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拓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见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诸多值得反思和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过渡时期总路线;战略调整;见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 重大的战略调整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经过酝酿,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最终被提出。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总路线从酝酿、提出至实施,其间经历了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
  在最初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中,领导人倾向于走“先建设,后改造”的过渡路线,即“先经历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1]这样做的原因很明显: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不久,整个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基础薄弱,还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这时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民族资本主义还有着较大的依赖性,国家还有对其进行控制和利用的必要,还不宜将民族资本主义一举消灭而进入社会主义。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说:“由于中国经济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2] 1950年《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3]周恩来在解释什么叫社会主义时说:“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完成这个任务要经过相当长的过渡时间。”[4]而1953年最终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 倾的错误。[5] 截止1956年,国家仅用了四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原先设想的将用“相当长”的时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两相比较不难发现,过渡时期总路线从酝酿至实施,其间经历了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即改造与建设的巧妙统一、战略目标上的一箭双雕、方式上由迂回过渡向直接过渡的转变,这一调整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和中国具体国情下的必然选择,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一)改造与建设的巧妙统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改造与建设的巧妙统一,这一特征体现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所经历的重大调整。依据领导人的最初设想,完成社会主义过渡要经历一个长时间的建设阶段,必须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进行一个长时期的发展与准备,为社会主义过渡奠定基础,待发展较为充分后, 再一举消灭资本主义,迅速完成生产关系的变革,进入社会主义。这种设想倾向于在实际操作中将改造与建设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分裂开来,最终实行“先建设,后改造”。而过渡时期总路线则对其进行了重大调整,即将改造与建设同时提上议事日程,实现“一化”和“三改”、改造与建设的巧妙统一。在相互关系上,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一个整体,“一化”是“三改”的基础,为顺利实现“三改”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三改” 则为“一化”提供资金积累和制度支持,为顺利实现“一化”铺平道路。“一 化”和“三改”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同步的,毛泽东把两者比作“主体”和“两 翼”,主体是“一化”,即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两翼是“三改”,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
  (二)战略目标上的一箭双雕
  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了战略目标上的一箭双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同时并重,这是一个战略目标上的重大调整:一方面,国家面临巩固和发展,必须利用民族资本主义;另一方面,要想进入社会主义,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这样就陷入了一个两难选择,如果坚持走领导人最初提出的“先建设,再改造”之路,只能将新民主主义社会期限无限延长,保持民族资本主义的长期存在,并在这个无限长的建设过程中放弃向社会主义进行过渡的目标;反过来,如果要选择“社会主义”,那么只有缩短新民主主义的期限,尽快消灭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的整个阶段,“先建设,再改造”的路线所能达到的战略目标只能是一个:要么暂时放弃社会主义改造,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本主义进行建设,暂时放弃“社会主义”要么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立刻消灭资本主义。这样做则需以损失生产力的发展为代价来换取“社会主义”,因为两种生产关系的交替之间必然有一个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期,由于以往比较完整的生产关系遭到破坏,因而生产力的发展也会遭受损失。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战略调整做到了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同时兼顾,不偏废其一,既能打下社会主义的基础,又能为国家减轻由于生产关系变革不适应带来的建设压力,同时又能构建起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最终实现战略目标上的一箭双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的确是较为理想的选择,也是很多人愿意接受的做法,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探索。因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还处在巩固阶段,尚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因而无论是从巩固政权、提高人民政治地位,还是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角度出发,都应该从战略目标上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同时兼顾起来,在过渡中将两个战略目标同时并重、一箭双雕。
  (三)方式上由迂回过渡向直接过渡的战略转变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由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6]马克思所论述的过渡时期, 同时涉及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内容,两者是具有一定同步性的。根据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理论,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基础薄弱、再加之遭受常年战争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中国,并不具备向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条件。
  严格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相协调的理论,那么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只有走迂回过渡的路线,放慢社会主义的改造步调,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期限无限延长,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阶段,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过程,“毛泽东在1949年建国时估计,大约需要二三十年时间。”[7]到1953年, 即在改变原来设想的条件下,毛泽东也认为:“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需要十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他还提出要防止急躁情绪。”[8] 实际上,从1953年着手改造到1956年国家完成“三改”并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也只用了四年的时间,由此可见,中国最终放弃了原先设想的迂回过渡路线,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缩减了过渡时间,由迂回的过渡路线转而实行直接的过渡路线。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战略调整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过渡时期总路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集中体现在其重大的战略调整上,这一调整是基于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和中国国情,具有客观性和历史的必然性。过渡时期总路线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中国本土化的加工和处理,从而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一)战略调整在时间维度中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自产生之日起就处在动态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时间维度上,有其前后相继、古往今来的发展脉络,在内涵上总是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到苏联经验、再到中国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的过程,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战略调整正是这条发展脉络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是宏观的、模糊的,只对大方向、大原则有所规定,并没有进行模式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选择, 成了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即便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所选择的道路也未必相同。况且当时摆在中国面前的只有苏联经验可供借鉴,这为马克思主义在进行“中国化”的过程中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战略调整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动态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作用是创造了“中国模式”,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一种“中国模式”,它产生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和苏联经验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苏联模式进行了丰富与发展。
  (二)战略调整在空间维度上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普遍真理,但随着空间的转移,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地 方性”差异,过渡时期总路线在空间维度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空间维度上说,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本土化或者说是生成一种属于中国人的‘地方性’知识的马克思主义理。”[9]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不受地域空间的限制,但从产生的地域空间看,经典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诞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其主要解决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这种空间环境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带有浓厚的本土化色彩是难以避免的。无论是理论职责还是历史任务都将打上“本土化”的烙印。
  从空间维度上看,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空间和地域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并且随着空间地域的转移,其具体任务也发生了相应转变,过渡时期总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在地域空间条件发生转移情况下形成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同苏联的过渡路线相比,中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战略调整彰显出了自己的特点和创造性。“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没有照搬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式的直接过渡路线,也没有走“列宁新经济政策”式的迂回过渡路线,更没有走“斯大林模式下的行政命令”路线,而是将“苏联模式”与中国国情进行了巧妙结合,并立足中国具体国情,在过渡路线上将改造与建设巧妙统一、在战略目标上将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同时兼顾、在方式上实现了由迂回过渡向直接过渡的转变,从而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渡路线。
  中苏过渡路线和过渡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结果,虽同根同脉,但却有所差异,两种过渡路线都显示了自己的特殊性。中苏过渡路线不同的根本原因是两国国情上存在差异性,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实现“本土化” 的物质载体和根本动力正是国情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因而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在与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横向比较中找出本国家和本民族的特殊性,坚决摒弃一切将马克思主义机械化,将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思维和行径。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不仅要熟知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更要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和建设中,能根据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提出指导实践的理论和方法。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战略调整的意义和启示
 
  (一)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不可否认,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等。薄一波回忆道:“倘若按照原来测算和确定的时间扎扎实实地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全面完成任务,情况要比提前完成好的多。”[10] 然而相对于不足之处而言,它的历史功绩才是最主要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也有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11]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一次重要探索,过渡时期总路线战略调整的意义是重大的:其一,这是一项新技术,为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新的榜样和模式供借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其二,它立足了中国国情,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渡路线,在理论和实践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中国化”。
  过渡时期总路线战略调整给中国一个重要的启示:必须毫不动摇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一切将马克思主义机械化和将苏联模式神圣化的做法和行径。邓小平1985年说道:“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取得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2]
  (二)坚持“两个维度、两重联系、两个方向”的统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战略调整坚持了“两个维度,两重联系,两个方向”的统一。“两个维度”指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两重联系”指古往今来的纵向联系和左邻右舍的横向联系;“两个方向”指在理论发展上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行动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坚持以“中国化了” 的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
  1.从纵向联系和时间维度看,过渡时期总路线处在与时俱进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有其古往今来的继承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态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做到了以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实条件为转移,以时代的发展变化为转移,坚持了与时俱进,注入了时代精神,打上了时代发展的烙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2.从横向联系和空间维度看,促使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战略调整、不断走向“中国化”的根本动力和物质载体是中国的具体国情,这种调整是在横向比较(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做出的历史选择,符合中国实际。
  3.从“两个方向”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行动过程,而“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行动的结果,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将其“本土化”后所得到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过渡时期总路线走向战略调整的整个探索过程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不断“本土化”的行动过程,而最终确立的“一化三改”则是这一行动过程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并经过“本土化”后所得到的、 用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智慧结晶和地方性知识体系,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三)坚持“一根本、一特色、两协调”的统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大战略调整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一根本、一特色、两协调”的统一,“一根本”就是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根本;“一特色”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两协调”就是要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
  1.坚持以生产力发展为根本不动摇,深化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充分挖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借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补回生产力发展缺失的“课”。当初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了重大战略调整,其目的在于尽快破旧立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做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社会主义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果不能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也就违背了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初衷。
  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时间,反观中国今天所实施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它为中国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不难发现:选择何时或者用多长时间进行社会主义过渡并无多大关系,只要牢牢坚持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方向不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一定能够成功。
  3.过渡时期总路线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兼顾发展的思想与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乏是一种成功的探索,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时刻关注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发展与制度改革的统一,保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协调发展。尤其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既是发展的黄金期,又是各种矛盾的凸显期,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因而更要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发展与体制创新相协调, 力争避免由于两者不协调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慎明.十月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第29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73-274.
  [2]毛泽东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1.
  [3]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80.
  [4]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05.
  [5]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M】. 北京:人民出版,1980:4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4.
  [7]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M】. 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287.
   [8]逄先知、金冲.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247-249.
  [9] 韩喜平.“中国模式”与理论职责【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6).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29-230.
  [11]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147-148.
  [1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刊载于《前沿》2011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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