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时期的彝族婚姻形态研究 (1368——1949 年)》
2014-03-05 09:47:42   点击:

沈乾芳

  婚姻家庭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人类社会产生后,其自身的再生产,即种的繁衍,乃是通过男女两性相互结合而完成的。因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婚姻是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是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纽带;从微观看,婚姻是构成家庭的约定俗成的方式,但与它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联系,不唯家庭的稳定,而且通过由婚姻构成的亲属路线、社会网络以及搭建的各种社会关系都与之密不可分。从人类社会最初的原始群婚发展到一夫一妻的转变,表明婚姻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这种现象下,男女由此而媾合,后代因此而传递,亲属制度也据此而产生,社会组织和结构也赖此而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氏族或部落之间往往需要集团力量的合作,对战胜自然、征服自然并获得基本的生存环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婚姻便是氏族和部落之间结合的最好媒介,那就是通过两个或更多的族群之间相互嫁娶,以获得一种血亲之外的外援手段,即姻亲的力量。
  进入阶级社会后,婚姻更是密切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政治派别之间或集团内部统治阶级之间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因为无论是国家、民族、政治派别之间还是集团内部,一旦起决定作用的个人之间达成了姻亲关系,则意味着双方已构成了亲戚关系,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厉害关系维系着双方的共荣共辱,这是他们应该遵循的原则,至于在联姻后的实际生活中能否得以贯彻,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相互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解决的办法也常常采用比军事和行政更有效的手段和方式——婚姻。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均不乏政权、集团、派别之间以及统治阶层内部之间通过婚姻来改善和维持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事例。
  当然,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在不同时期,也即社会发生变革而引起社会变迁时,婚姻的内容、特点、制度和方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变迁是指社会各方面的变化,或更确切地说是阶级结构、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因而社会变迁也就成为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因为不管任何群体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总是在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表现其群体特征的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也在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以是社会内部自身的发展引起的,也可以是强大的外部力量造成的,或者是不同群体之间在长期的频繁接触中引起某一个群体任何方面发生的改变。而且由于自然环境、经济因素、社会条件以及建构的社会网络不同,决定了婚姻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地方性,即地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其婚姻形态、婚姻礼仪、婚姻规范和婚姻制度又表现出形态各异的特点。
  由唐代乌蛮群体之一部分,并融合其他民族群体演化而成的居住在今滇川黔地区的彝族先民群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民族内婚、氏族外婚和等级内婚等特点,在缔结婚姻时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家支对其婚姻进行有效的维护,习惯法起到法律的作用使婚姻具有法律性质的保障。正如《物始纪略•婚姻史话》载:“六位祖先在耐靡洪鲁(东川会盟)专议联姻事,专定婚配制,每两部结成互为联姻、互相扶持的集团:布、默互通婚姻;糯、恒互联姻;武、乍和通婚。”a 经过唐宋时期的发展,特别是元代推行土司制度后,又“各以土司土目、族类为婚”。因此就土司阶层而言,严格的通婚标准使原本就有限的通婚群体和数量更加缩小,与需求不相匹配。为了克服这种矛盾,他们便通过跨地区来选择配偶,以确保其地位和财富的相当。这样在滇川黔地区彝族土司土目之间在等级内婚的基础上构建起了世代相互联姻的网络,建立起强大的姻亲集团,彼此荣辱与共,这就是《明史•四川土司二》所说的“乌撒与永宁、乌蒙、水西、沾益诸土官境土相邻,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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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转引自芒部府陇氏后裔编:《芒部府陇氏诗文集》(第 1 集)昭通师专图书馆藏,
1997 年 12 月,第 51 页。


世戚厚亲”a。
  明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近六百年间,则是滇川黔地区彝族社会的大变革时期。明代以降,内地汉族移民以各种方式纷纷进入彝族聚居地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耕作方式和文化知识,与当地彝族人民共同开发了彝族地区,加之清代高产作物马铃薯和玉米传入彝族地区,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土司地区经济的发展,土司统治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朝廷便开始了对这一地区的改流。但因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改流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引起部分地区彝族土司及其姻亲集团的强烈反抗。延至清初,云贵总督鄂尔泰继续对上述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改流,危及朝廷统治的几个大土司被废除,土司名义上不存在。然而在改流的过程中又把土司是否“有无过犯”、与朝廷是否“相安”作为改流的指导原则,若驯服于中央王朝的权威,即使是改流的对象,也可不改流;若不服从中央王朝的统治,有损于朝廷的政治、经济利益和集权利益,则不得不改流。因此在滇川黔彝族地区部分土司土目因积极参与朝廷镇压本民族和其他各民族劳动人民而得以保存下来,有的还被任命为新的土司土目。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使土司土目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被诛杀,有的被强行内迁,有的不善经营纷纷破产,有的绝嗣。而原来受压制的黑彝、白彝,有部分通过辛勤劳动,改变经营方式,积累资本,或在文化、军事上积极进取,成为新兴地主,有的甚至自称土司土目。从而使原来森严的等级制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原先确立的联姻关系也难以维持,使他们不得不变通传统的婚姻观念,为了寻求地位相当或攀附势力强大的姻亲,他们或与异族土司通婚,或依靠经济势力雄厚的汉族大地主而与之联姻,或与土司土目化了的黑彝、白彝婚媾,于是出现了与不同等级和异族联姻的现象,这种变化还使等级制度和血统产生了混淆,为黑、白彝摆脱压制创造了条件。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处西南边疆的彝族地区也毫无例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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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百一十二《四川土司二》,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8052 页。

卷进了资本主义浪潮。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以及其后的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使新思想、新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也为乱世中英雄辈出特别是武士出身者成为军政要员奠定了基础,“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军人成为社会举足轻重的决定性政治力量。军事政治化和政治军事化盛行天下,军阀主义抬头,左右着政权的更迭” a。在这种背景下,以黑彝龙云、卢汉为首的彝族统治集团 b 在云南崛起,统治云南 23 年(1927—1949 年),他们积极活跃于各级政坛,这对受封建统治者歧视和压迫的彝族人民来说,无疑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强烈地吸引着部分彝族青年学习文化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尔后他们又把自己学到的新思想、新习惯带回家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彝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更为重要的是,龙、卢集团由血缘、族缘而亲缘再到地缘构建的社会网络,把滇川黔地区的彝族及当地部分汉族、白族等民族有机地联系起来,容易达成情感上的交流与沟通,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和了解,为族际通婚进一步奠定了基础。而且该集团的成员主要由黑彝、土司土目后代组成,一方面使等级界限进一步模糊,关系密切,彼此通婚逐步增多。另一方面他们又支持土司土目复辟,加强对下层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使领主制残余继续在滇川黔地区延续,无法从体制上改变当地落后面貌,内部发展仍然不平衡,体现了“已经掌握了云南统治权且受过西方先进文化教育,过着近代生活方式的彝族上层对传统领主制的最后留恋,这就为土目地主复辟领主制提供了最好的表率和支持”c。
  而在川滇大小凉山地区,从明朝后期开始,以“强弱为项背”的黑彝逐渐把兹莫(土司)赶到了金阳等边缘地区,进而控制了凉山腹心地带。加上清初对凉山地区的改流不成功,因而其固有的统治方式和生活习俗得以保存下来,黑彝通过传统的婚姻制度建立起不同家支之间的政治联盟。其内部实行同等级之间的家支外婚,当婚姻范围缩小时,便通过分支的方式把家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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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22 页。
b 潘先林先生在其《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一书中认为:“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是作为新滇系军阀崛起而掌握云南政权的,直接继承了唐继尧旧滇系军法的衣钵,其产生离不开近代军阀滋生的土壤。”见该书,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3 页。
c 潘先林:《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3 页。


系变为姻亲关系,以扩大联姻范围。因此在川滇凉山地区,等级内婚、家支外婚、民族内婚和转房婚实际上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婚姻形态上的反映,并通过婚姻制度把等级制度巩固下来。这种婚姻制度成为坚不可摧的壁垒,起到维护和巩固等级制度的作用,使彝族上层有绝对的权威。统治阶级所标榜的血统的高贵和纯洁,实质上是通过婚姻的限制,维护他们的特权,以确保他们对广大人民的奴役和压迫,从而使不到 10%的统治阶级能有效地统治超过 90%的被统治阶级,形成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其婚姻特点也就长期地延续下来,到民主改革后才逐渐被废除。因此从明代到新中国成立前,在滇川黔地区彝族的婚姻制度在传统与变易的矛盾中并行发展,这是这一时期彝族婚姻形态的一大特点。
  此外,随着明清以来儒家思想在滇川黔彝族地区的广泛传播,以及大量进入这一地区的汉族妇女所起的表率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彝族上层妇女在婚姻观念方面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明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彝族女性贞孝节烈的不断涌现,不断地冲击着传统的婚姻制度。另一方面,在这一社会变革时期,滇川黔地区彝族上层女性虽然处于从属地位,但她们无论在娘家还是在夫家,和同时期的汉族女性相比,地位却高得多,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这一时期彝族婚姻形态的又一特点。
  总之,在彝族社会传统的通婚网络构建中,一方面有效地维护了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界限;而处在社会变革时期,不同民族相互通婚却又成了模糊民族界限最强有力的方式。然而,这种模糊不是短期就能凑效的,只能先从一部分人发生变化。作为介于汉族统治者和彝族人民之间的彝族上层,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一方面得借助汉族统治者的声威来管辖其范围内的部民,因而得遵守朝廷的政策,服从朝廷的命令。另一方面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权力和势力范围,他们往往又与朝廷博弈,甚至通过姻亲关系相互联合起来反抗朝廷。因此,他们既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又是彝族人民和文化的代表,在发展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在包括婚姻等各方面进行适时调整,对彝、汉民族及他们自身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族群体,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标准及不同的切入点进行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结论。本书就是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以滇川黔地区武定土司、水西宣慰司、乌蒙军民府、芒部军民府、沙马土司、河东长官司、沾益土知州、邛部宣抚司、巍山土司等彝族土司土目和凉山地区黑彝上层为个案,把彝族社会变革时期的婚姻特点、制度与社会网络功能和民族关系相结合。并充分利用民族学中的调查资料、碑刻、家谱以及近年出版的各县市的县志、民族志、文史资料、研究集刊、旧志汇编等。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了社会变革时期彝族社会的历史地理环境以及社会状况;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明清和民国时期彝族的婚姻制度和大小凉山地区彝族的婚姻制度,并分析不同地区其婚姻制度发生分化的原因;第三章阐明了社会变革时期彝族婚姻形态的特点,即传统与变异的并存及其矛盾发展以及彝族上层女性的地位和作用;第四章则论证了社会变革时期彝族婚姻形态对西南政局、对彝族自身和当地其他民族以及民国时期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的崛起,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等重要结论。该书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考察这一时期滇川黔地区彝族婚姻形态和特点反映出的该民族的发展历程。当然,这种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彝族作为多元中的“一元”,在西南地区各民族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其联姻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离不开与其他民族的共存共融,从而正确认识彝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 民族出版社 2011 年 7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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