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翻译历史中的对等:论争与出路》内容简介
2014-03-05 09:21:00   点击:

仝品生

  本著作是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编号:2011Y014)与曲靖师范学重点课题(编号:2010ZD006)的最终研究成果,属于翻译学学科的研究。研究是在英汉翻译理论对比分析——意图对等翻译模式建立——提出对等翻译策略三个层面上展开的。主要研究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追溯中西方翻译历史,梳理中西方对等翻译的各种理论,找到原文和译文意图对等与相互适应之间的密切关系及其重要意义;其次,通过对翻译中原文与译文相互之间的适应性、翻译中的意图以及意图对等在各个语言维度上实现的可能性的重新定义和探讨,找到意图对等在语言内部层面与外部层面所涉及到的各种要素以及相关的困境,尝试性地构建了一个相互适应的意图对等翻译模式,为之后的论证和分析建立理论框架。最后,通过经典的英汉小说、散文、诗歌、新闻、法律、广告等多种文体文本翻译的论证和分析,验证在语言内外两个层面上实现的相互适应的意图对等,并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
  著作共分为 8 个章节。第一章是引言,主要介绍研究的缘起、目标、问题、研究方法等;第二章综述了国内外对等翻译的研究现状,并定义了“适应”与“对等翻译”两个重要概念;第三章详细梳理了西方翻译历史中“对等翻译”的概念及衍变;第四章梳理了中国翻译历史中“对等翻译”的概念及衍变;第五章论证了相互适应的意图对等翻译的理论源泉并提出了相互适应的意图对等翻译模式;第六章分析论证了音韵、词汇、句法和篇章等语言内部层面相互适应的意图对等;第七章分析论证了物理、心智、社会以及翻译标准和意识形态等语言外部层面相互适应的意图对等;最后一章是结论,总结归纳了研究的主要发现,重申了研究的启示,指出了研究的不足,并提出了以后继续研究的意见和建议。
  中西方在论及翻译对等时更多地强调了译文与原文对等的重要性或试图走出对等争论的努力,而对于如何实现翻译对等的阐述往往过于理论化、理想化,忽视了只有在语言文化不断相互适应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的翻译对等实践基础。据此,本文把翻译看成是一个不断优化的、动态发展的适应过程,重点研究在相互适应过程中实现的意图对等。在理论上,通过梳理中西方对等翻译的各种理论,在诸多理论中找到意图对等的理据,并尝试性地建立了一个动态的相互适应的意图对等翻译理论模式;在实践上,把跨文化的翻译过程和相互适应过程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通过各种翻译策略的应用,更好地揭示了英汉对等翻译不断企及的动态发展的本质和意义。著作在中西方对等翻译理论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构建并论证了一个动态的相互适应的意图对等翻译模式,是跨文化交际中英汉翻译理论模式建构的一种尝试。成果可以作为中西方翻译对比研究的深化,拓展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渠道,为中西方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地方乃至于我国当前“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国际本土化”与“本土国际化”传播实践提供了参考。
  “对等”是西方翻译历史中的重要概念,它推动了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Roman Jokobson 认为:“不同方面的对等是语言的主要问题,也是语言学的关键方面”(2000: 3)。Anthony Pym 进而认为“现行欧洲翻译理论可视为对曾经占支配地位的对等概念进行质疑的一系列范式”(2009)。事实上,“(西方)翻译理论的历史可以想象为一组译文或译者行为的相对自主性与其它两个概念(对等与功能)之间的变化关系。在西方,对等一直被理解为‘精确’、‘正确’、‘对应’、‘忠实’或者‘一致’,它是译文和原文联系方式的一种变化的概念”(Venuti, 2000:5)。相对来看,在中国翻译历史中,“对等”似乎不是一个显性的概念。但事实上,我们有汉唐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三国时期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翻译中的“会通”与“超胜”,严复的“信”、“达”、“雅”,马建忠的“善译”,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以及五四运动后新文化翻译中的“信”、“顺”等争论。这些概念的变迁不但清楚地表明了从古至今中国翻译实践中“对等”的重要性,也表明了中国翻译历史中对等翻译在实践中的发展变化。可以说,中西方的翻译历史就是追求对等翻译的发展史,它揭示了中西方翻译的本质。“对等翻译”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直接反映并诠释着两种文化背景中不同的翻译本质与思维范式。正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对对等翻译的不断追求,才推动了中西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和衍变。21 世纪的今天,在全球化发展未定的大背景下,在各种翻译理论争相竟出的话语中,中西方翻译界的大多数学者更多地从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外在结构层面讨论翻译,甚至都不大关注对等翻译的可行性和时代性问题,但翻译论争的本质依然还是围绕“对等”来展开。从纷呈各异的翻译对等理论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翻译历史中的“对等”几乎不变地都是从相对机械、理想主义的发端逐渐走向功能、接受美学的追求,从实践与理论的争论走向专业化的科学或艺术,甚至从单一学科领域衍射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广泛的领域。
  根据语用学派的观点,“意图” 是语言交际中的“语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或话语的功能,是特定观点特定表述形式的一种目的性安排(何自然,2003:238),而且,这种“语言行事功能是可以超越大多数不同的文化边界而被理解的”(Hichey, 2001:11)。按照德国功能翻译学派的观点,“意图”就是行为的功能。Katharina Reiss (1977)就认为理想的翻译是目的语达到了与原语在内容、形式和功能上对等的目的(Nord, 2001:9),翻译是人类有目的的行为活动。事实上,翻译中无论是对“语用意图”或是“行为意图”的考量都是为了超越交际双方在语言、文化上存在的差异,最终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是语者与听着、原语与目的语之间“交际功能”的实现,是两者交际成功的保障,它确保了“语者有意,听着有心”。据此,我们把翻译中的“意图”看成是为了实现原语交际功能而进行的一些目的性的语言安排,旨在使目的语读者获得与原语读者一致的美学感受,同时也可以使原文得到正确的解读。它应该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意图的语言体现;二是导致语言体现的意图。但是,翻译中的“意图”不仅仅是多种主体性参与的结果,还是特定文化、社会等要素通过参与主体在语言上的实现,是各种要素相互交织的复合体。这就决定了翻译不可能是一个静态、单一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适应、不断认知的双向过程。
  “适应”在英文中主要是“Adaptability”和“Adaptation”两个词,而且经常交替使用。在 1790 年之前,适应的意思是为条件而做出的改变。1859 年达尔文把它作为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改变来运用。1914 年,德国心理学家 William L. Stern (1871-1938)在“The Psychological Methods of TestingIntelligence”一文中首次使用“Adaptability”,他说:“智力是个体有意识调节自己的思维去适应环境的一种综合能力,它是对新环境和生活条件的综合的心智适应。”(etymonline.com)根据剑桥大学生物人类学系 StanleyJ. Ulijaszek 的研究,从 1966 年至 1991 年,大致有 6 种关于“适应”的定义(Harrison,1966/1988; Collins and Weiner,1977; Moran, 1984; Baker, 1988; Little,1991),主要包括人类由于环境改变而做出的生理、基因和文化调适的回应能力和可塑性(Ulijaszek and Huss-Ashmore, 1997: 11)“适应”不仅是人类与环境矛盾斗争的结果,也是一种文化回应,更是人类语言的各种特征相互沟通和顺应而获得的能力。
  翻译作为一种语言文化交际的过程,就是集目的性和适应性为一体的互动过程,其成功以否同样建立在双方通过翻译或其它形式的交往而建立起来的统一性基础,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在不断交际的过程中向通达的理解和不断增强的相互认知发展的过程。随着不同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交流,世界范围内的民族间的密切联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强化。“重大的政治、经济力量使得众多相互隔离的群体、部落和村社融入到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所组成的全球网络中”,并且,“社会因素在适应的维度也获得了慎重的考虑” (Ulijaszek and Huss-Ashnmore, 1997: 283)。一种超越了传统模式的交互式、全球化、全息化的交际语境正在形成,我们可以预见在“文篇之间、语篇之间和事件之间意义的移动”是零距离的,这就使得意义的转换变得更为持久,共知的经验和产生的共识性知识将会加速地扩展,最终构建了取得意图对等的基质。在这样的全球化进程中,甚至“语篇(都)是建构性的”,语言成为了一种积极的社会化语言,它不仅仅是对物质现实的反映,“我们能够把握的就是通过语言来掌握现实” (Fairclough, 2006:23)。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交际就不再是一种对现实描述的被动过程,而是一个主体性、操纵性(即目的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共识也将随着这种主观性和操纵性的目的性安排大大地得到巩固和加强。
  翻译“涉及的不仅仅是语言、客体或文化等所有相关要素之和,而是跨文化交际”和增进认同,主要目的是帮助“形成对话”而不是“制造战争”(Snell-Hornby, 2006: 166)。翻译发生在双语语境中,相对单语环境的交流本就缺乏共通的知识。文化不断的接触和渐进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通过语言异质和共性的相互融汇,语言共识终究会扩大并最终获得具有广泛意义的共通性。同时在语言使用中,相互交流其实首先是语言内部结构所传递的使用者之间意图的相互实现,是语言使用者为了表达特定的意图对各种语言手段的目的性安排。语言内部结构的最终实现也是语言外部结构影响和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符际间的交流。所以,在翻译中为了更好地忠实于原文,首先也必须做到意图对等,适应其表达意图的各种语言特点并保证这一意图在语言外部环境中得以重建或再现。而这样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文化异质导致的暂时性不可译的问题,但可以在不断的翻译实践中逐渐扩大语言文化的共性,会通其个性,并在不断丰富的适应中获得最终理想的译文或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在这个意义上,这一过程也进一步验证了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990 年 12 月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演讲时,总结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及其对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意义。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9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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